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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

引言

当公民遭遇不法侵害时，是否有权“以暴制暴”？当人身安全面临紧迫威胁时，反击的边界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它既是公民对抗不法侵害的“权利盾牌”，也是刑法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秩序”的“杠杆”。从“昆山反杀案”到“福州赵宇案”，这些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案例，本质上都是对“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考验。如果说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的“正义武器”，那么“认定标准”就是这把武器的“安全保险”——既不能让合法权益因标准过严而得不到保护，也不能让防卫权因标准过宽而被滥用。本文将围绕《刑法》第20条的核心规定，从前提、时间、主观、对象、限度五个维度，系统解析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揭开这一制度的“法治密码”。

一、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存在真实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不是“无中生有”的权利，它的启动必须以“真实的不法侵害”为起点。《刑法》第20条中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首先强调的是“侵害的真实性”——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防卫的必要；没有真实的不法侵害，防卫行为就会失去合法性基础。

（一）不法侵害的“真实性”：排除“假想防卫”

所谓“真实性”，是指不法侵害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非防卫人“主观想象”或“推测”的。生活中常见的“假想防卫”，就是典型的“无真实侵害”情形——防卫人误以为有不法侵害发生，进而实施“防卫”，但实际上侵害并不存在。

比如，深夜独自回家的张某，听到身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回头看到一个穿连帽衫的人快步走来，误以为对方要抢劫，于是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向对方。事后查明，对方只是加班晚归的白领，走路快是因为赶末班车。此时，张某的行为就是“假想防卫”——他的“防卫”基于错误的认知，而非真实的侵害。

对于“假想防卫”的处理，刑法遵循“主客观一致”原则：如果防卫人有过失（比如没有仔细确认对方身份就动手），且造成了重伤、死亡等后果，就构成过失犯罪（如过失致人重伤罪）；如果防卫人没有过失（比如光线极暗、对方行为确实极具迷惑性），则属于“意外事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无论如何，“假想防卫”都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它缺少最核心的前提：真实的不法侵害。

（二）不法侵害的“违法性”：区分“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

除了“真实性”，不法侵害还必须具备“违法性”——即侵害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里的“违法”，不仅包括《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杀人、抢劫），也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如殴打他人、寻衅滋事）；但合法行为绝对不能成为防卫的对象。

比如，警察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嫌疑人反抗并打伤警察，就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因为警察的逮捕行为是“合法的执法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再比如，债权人依据法院生效判决，强行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以实现债权，债务人动手打伤债权人，也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债权人的行为是“合法的维权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违法性”还要求侵害行为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有些行为虽然“不道德”或“不合理”，但没有物理上的攻击性，也不能认定为“不法侵害”。比如，邻居在公共楼道堆放杂物影响通行，业主不能以“防卫”为名砸毁杂物——因为堆放杂物是“侵权行为”，但没有对人身或财产造成“紧迫的、物理的威胁”，不属于“不法侵害”；再比如，他人的辱骂、诽谤行为，虽然侵犯了名誉权，但没有直接的人身危险，也不能成为防卫的对象——因为防卫的目的是保护“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而名誉权的保护需要通过民事或行政途径，而非“以暴制暴”。

二、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即使存在真实的不法侵害，如果防卫行为“早了”（侵害尚未开始）或“晚了”（侵害已经结束），也不构成正当防卫。《刑法》中的“正在进行”，是正当防卫的“时间红线”——它要求防卫行为必须踩准“侵害发生的时间点”，既不能“提前防卫”，也不能“事后防卫”。

（一）“正在进行”的“开始时间”：侵害的“紧迫性”是关键

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不是以“侵害人是否动手”为唯一标准，而是以“侵害行为是否对合法权益造成紧迫危险”为核心判断要素。简单来说，当侵害行为已经“逼近”合法权益，或者即将对权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时，防卫行为就可以启动。

比如，张三举刀对准李四的胸口，嘴里喊着“我要杀了你”，此时虽然张三还没捅下去，但刀已经抵在李四胸口，李四的生命安全已经面临“紧迫危险”——这时候李四动手夺刀反击，就符合“正在进行”的开始时间要求。再比如，小偷正在撬李四家的门锁，虽然还没进入室内，但已经对李四的财产权（甚至人身权）造成了“紧迫威胁”——李四此时可以实施防卫。

反之，如果侵害行为尚未开始（比如有人说“我明天要打你”），或者仅处于“预备阶段”（比如有人买刀准备杀人，但还没出发），防卫人就不能提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