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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解读中的《民法典》继承编代位继承规则

引言

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体系中连接家庭伦理与财产流转的重要纽带，而代位继承作为其中一项特殊规则，在平衡家庭成员间财产分配、维护亲属关系稳定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民法典》继承编在吸收原《继承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家庭结构变迁与财产传承需求，对代位继承规则进行了系统性调整。本文将围绕《民法典》第1128条等核心法条，从基础理论、规则演变、适用要件及实践价值等维度展开解读，揭示这一制度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立法逻辑与社会意义。

一、代位继承的基础理论与制度价值

（一）代位继承的概念与传统特征

代位继承，通俗而言是指在法定继承中，被继承人的子女或兄弟姐妹等特定亲属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该先亡亲属的晚辈直系血亲或其他符合条件的亲属代替其位置，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替补”——当原本有权继承的主体因死亡无法实际参与继承时，由其直系后代或特定亲属“代位”行使继承权。

传统代位继承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其一，法定性，仅适用于法定继承范畴，遗嘱继承中不发生代位；其二，替补性，代位人并非基于自身独立继承权参与继承，而是替代先亡亲属的地位；其三，限定性，代位人的范围严格限定于被代位人的直系晚辈血亲（如子女、孙子女等）。以原《继承法》为例，其仅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将被代位人严格限制为“子女”，代位人则限于“晚辈直系血亲”。

（二）代位继承的制度价值

代位继承的存在，本质上是对家庭财产传承意愿的法律拟制。从伦理角度看，被继承人通常希望财产在直系血亲范围内流转，若子女先于自己死亡，由孙子女等晚辈代位继承，符合一般人对“家族财产延续”的朴素认知；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制度避免了因继承人先亡导致遗产“向上”或“向外”分散（如被继承人子女死亡后，其应继份额可能由配偶或其他亲属继承），更符合被继承人的潜在意愿；从社会功能看，在少子化、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背景下，代位继承通过扩大可继承主体范围，减少“无人继承”情形，降低遗产收归国家或集体的概率，体现了对私有财产权的充分保护。

二、《民法典》代位继承规则的创新与突破

（一）从“子女”到“子女+兄弟姐妹”：被代位人范围的扩张

原《继承法》将被代位人严格限定为“被继承人的子女”，而《民法典》第1128条突破性地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这一修改将被代位人范围从“子女”扩展至“子女+兄弟姐妹”，是本次继承编修订的核心亮点。

这一调整的背景在于社会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及婚育观念转变，许多家庭呈现“421”甚至“621”结构（即祖辈、父母辈、子女辈人口递减），部分家庭可能出现被继承人无子女、孙子女的情况。若仅允许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此类家庭的遗产可能因缺乏适格继承人而收归国家；而将兄弟姐妹纳入被代位人范围后，其子女（即被继承人的侄子女、甥子女）可代位继承，有效填补了继承主体的“真空”。例如，被继承人张某一生未婚未育，父母早亡，仅有一妹李某先于其去世，李某育有一子小李。按原《继承法》，张某的遗产因无第一、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子女、父母、配偶为第一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将收归国家；但根据《民法典》，小李可代位其母李某（张某的兄弟姐妹）的位置，作为代位继承人参与继承，张某的遗产得以在亲属范围内流转。

（二）从“代表权说”到“固有权说”：代位继承权的性质革新

代位继承权的性质，是理解这一制度的关键理论问题。原《继承法》实践中，主流观点采“代表权说”，即代位人并非基于自身权利继承，而是代表被代位人行使其应继份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若被代位人因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等行为丧失继承权，其晚辈直系血亲是否还能代位继承？按“代表权说”，因被代位人已无继承权，代位人自然也无权代位。但《民法典》第1128条第3款明确规定：“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结合第1125条关于继承权丧失的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若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其晚辈直系血亲是否还能代位？

《民法典》通过隐含规则回应了这一问题。根据“固有权说”理论，代位人基于自身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直接取得继承权，而非依赖被代位人的继承权。例如，被继承人王某有子小王，小王因虐待王某情节严重被法院判决丧失继承权，但小王育有一女小小王。按“代表权说”，小小王无权代位；但按“固有权说”，小小王作为王某的直系孙女，与王某存在血缘关系，其代位继承权独立于小王的继承权，因此仍可代位继承。《民法典》虽未直接表述“固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