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与变法.docxVIP

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与变法

一、周王室衰微与诸侯争霸的兴起

春秋之始，是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由“天下共主”向“诸侯分治”滑落的转折点。当周平王在犬戎的威胁下东迁洛邑，曾经以分封制、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秩序，就像一张被雨水泡软的旧纸，慢慢撕裂出无法弥补的缝隙。诸侯争霸的大幕，正是在这层秩序崩塌的背景下缓缓拉开。

（一）分封制的瓦解：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

西周的稳定，依赖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周天子将土地和人民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卿大夫，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链条；同时以宗法制维系血缘纽带，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权力传递的稳定。但到了春秋，这两根支柱都开始松动：

首先是王室土地的萎缩。周平王东迁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王畿”从西周时的千里之地，缩减到洛邑周边方圆不足二百里的小块区域。没有了足够的土地，王室无法养活足够的军队（西周王室有“六师”，东迁后只剩“二师”），也无法再对诸侯进行有效的赏赐或惩罚。比如原来诸侯朝贡的粮食、布帛，渐渐变成“偶尔的礼物”；周天子要打仗，甚至得向诸侯“求车”“求金”，完全没了昔日的威严。

其次是宗法制的失效。西周时“嫡长子继承”是铁律，但春秋时诸侯国内部的“夺位之争”越来越频繁：比如鲁桓公杀兄鲁隐公自立，晋献公杀太子申生、逐公子重耳，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起兵叛乱……血缘纽带再也绑不住权力的野心。而诸侯对周天子的“臣属关系”，也从“绝对服从”变成“选择性遵从”——郑庄公甚至在繻葛之战中，让大夫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彻底打破了“天子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

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自诸侯出”，诸侯们突然发现：原来“天下”的蛋糕，不再由周天子分配，而是要靠自己去抢。争霸，成了每个诸侯国的“生存必修课”。

（二）诸侯争霸的双重动力：对抗夷狄与扩张权力

春秋时期的诸侯，其实活得并不轻松。他们的压力来自两个方向：

一是外部的“夷狄之患”。西周时周天子有“攘夷”的责任，但东迁后，王室无力再保护诸侯，周边的戎、狄、蛮、夷开始大规模入侵：山戎越过燕山攻打燕国，差点把燕国灭了；狄人南下攻破卫国，杀了卫懿公，卫国百姓逃到黄河边，只剩七百多人；楚国则从南方崛起，吞并了汉水流域的几十个小国，直逼中原。比如齐桓公即位前，燕国被山戎围困，派使者向齐国求救——如果不联合起来对抗夷狄，诸侯们很可能“被灭国”。

二是内部的“权力扩张欲”。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大（比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诸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通过“争霸”来树立权威：一方面，“尊王攘夷”的旗号能让诸侯们团结在自己身边，比如齐桓公打出这个口号后，不仅救了燕国、卫国，还召集诸侯会盟，让大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争霸能带来实际的好处——吞并小国、掠夺土地、抢夺人口，比如齐桓公灭了谭国、遂国，晋文公灭了曹国、卫国，楚庄王灭了陈国、蔡国，这些土地和人口，直接转化为诸侯国的“国力”。

就像春秋时的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诸侯们明白，要争霸，先得“成民”——让国内的百姓有饭吃、有兵当；而要“成民”，就得改变原来的旧制度。于是，“变法”成了争霸的“必选项”。

（三）争霸的三个阶段：从“尊王攘夷”到“问鼎中原”

春秋争霸不是“一锅乱炖”，而是有清晰的阶段划分，每个阶段的霸主都有不同的策略，也对应着不同的“变法需求”：

第一阶段：齐桓公、晋文公的“尊王攘夷”（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他的策略是“以王之名，行霸之实”——打着“尊王”的旗号（比如帮周天子平定王子带的叛乱），用“攘夷”团结诸侯（比如救燕、救卫），再用“会盟”确立霸权（比如葵丘会盟，周天子派使者赐给齐桓公“胙肉”，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管仲的改革（后面会详细讲）。晋文公则是“以战立威”：他回国即位后，先平定国内的叛乱，再通过城濮之战击败楚军（退避三舍、诱敌深入的战术，成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典），然后在践土会盟，周天子亲自参加，封他为“侯伯”（诸侯之长）。这一阶段的霸主，还需要借助周天子的“名分”，因为他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得用“尊王”来减少阻力。

第二阶段：楚庄王、秦穆公的“问鼎中原”（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楚庄王是楚国的“逆袭者”——楚国原本是“南蛮”，不被中原诸侯承认，但楚庄王即位后，先平定了国内的叛乱，再通过邲之战击败晋国（这场战役中，楚军“止戈为武”的理念，成了“武德”的最早诠释），然后跑到洛邑“问鼎中原”（问周天子“鼎的大小轻重”，意思是要取代周王）。秦穆公则是“向西发展”：秦国地处西陲，被中原诸侯视为“戎狄”，秦穆公就攻打西戎，灭了十二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了“西戎之霸”。这一阶段的霸主，已经不用再靠“尊王”的旗号，因为他们的国力足够强，直接用“实力”说话。

第三阶段：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