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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科举制度批判与士人命运

引言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儒林外史》以其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解剖和对士人精神世界的精准刻画，成为一部“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讽刺经典。这部作品通过描绘明清之际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轨迹，将科举制度这一影响士人命运的核心机制推至聚光灯下。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世俗观念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功利期待交织，士人如何在制度的规训中挣扎、异化、觉醒或沉沦？吴敬梓以冷峻的笔触揭开了这层面纱，既展现了科举对个体命运的扭曲，也揭示了制度本身的荒诞性，最终完成对整个封建文化体系的深刻反思。

一、科举制度对士人的精神异化：从价值规训到人格扭曲

（一）科举作为“唯一正途”的社会规训

在《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下，科举不仅是选拔官员的制度，更是社会阶层流动的“独木桥”。书中反复出现的“功名”二字，成为衡量士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周进在薛家集村塾任教时，因无秀才功名被乡绅轻视，连梅玖都敢当众嘲笑他“吃长斋，讲笑话”；范进中举前，岳父胡屠户骂他“尖嘴猴腮”“烂忠厚没用的人”，中举后却称其为“文曲星”。这种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折射出社会对科举功名的病态崇拜。

这种社会规训通过家庭、教育、舆论等多重渠道渗透到士人的成长过程中。鲁编修家的女儿自小被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说大谬”，反要熟读八股，只因父亲认为“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匡超人本是纯朴的农家子弟，初到杭州时还知孝顺父母、勤奋读书，却在潘三等人的教唆下，逐渐将科举视为“谋衣食”的工具，甚至代人考试、伪造文书。可见，科举制度不仅规定了士人的上升路径，更重塑了他们的价值认知——读书不再是为了修身养性或探究真理，而沦为换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二）科举对士人精神世界的持续摧残

当科举成为唯一追求，士人的精神世界逐渐被焦虑、偏执与扭曲占据。周进在贡院撞号板的场景堪称经典：这位六十余岁的老童生，一生苦读却连秀才都未中，面对号舍的栅栏，“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至众人凑钱为他捐了个监生资格，才“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这种近乎癫狂的反应，暴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尊严的践踏——他们的自我价值完全依附于功名，失去功名便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

范进中举后的疯癫则更具讽刺性：他半生穷困潦倒，被人耻笑，当终于听到中举的消息时，“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后“拍手大笑”“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水”。这种“喜极而疯”的荒诞表现，实则是长期压抑后的精神崩溃。科举制度用“功名”的诱惑将士人困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中，却又以极低的录取率制造着普遍的挫败感。正如马二先生所言“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但真正能“做”成功的，不过是极少数幸运儿，绝大多数人则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二、士人命运的多元图景：在制度枷锁下的挣扎与突围

（一）沉迷者的悲剧：被科举“吞噬”的人生

在《儒林外史》中，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被科举彻底吞噬的士人。他们将生命全部投入科举，却在追逐中失去了人性的本真。周进、范进的故事已如前述，而更具代表性的是“八股迷”马纯上。马二先生一生以“举业”为宗，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甚至将《诗》《书》《礼》《易》等经典视为“都是归结到举业”。他资助匡超人时，教导的不是如何修身立德，而是“要读书，务必要把文章学好”；他游西湖时，面对湖光山色毫无感触，却对书店里的八股文选“不胜叹息”。这种对科举的病态痴迷，使他成为一个“被科举格式化”的人——思想僵化、情感麻木，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再如王玉辉，这位一生未中举的老秀才，竟鼓励女儿为夫殉节，称“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当女儿绝食而死后，他“仰天大笑”，认为“死的好”，但随后又“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科举“礼教”对人性的扭曲：他将“节烈”视为另一种“功名”，用他人的生命来满足自己的道德虚荣。这些沉迷者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销熔士人之志”的制度性悲剧。

（二）觉醒者的困境：在反抗与妥协间的艰难求索

与沉迷者不同，《儒林外史》中还有一批士人，他们通过自身经历或观察，逐渐意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端，试图挣脱其束缚，但在封建文化的大环境下，这种觉醒往往伴随着深刻的困境。

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他出身官宦世家，却“最厌八股文章”，认为“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散尽家财救济贫士，反对纳妾，甚至敢于在皇帝南巡时“装病不去接驾”。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是对科举所代表的世俗价值观的直接挑战。但他的觉醒并非彻底：尽管厌恶科举，他仍无法完全脱离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他试图以“诗酒风流”对抗世俗，却终因经济困窘而不得不卖田卖房，最终“携着娘子”去南京“看花吃酒”，在逃避中寻找精神寄托。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