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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芭传媒：鞠婧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

一、从合约到期日之争到“经济犯罪”指控：一场持续两年的博弈

2025年12月，“丝芭传媒喊话鞠婧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的话题以“热搜第一”的姿态引爆舆论场。这场看似突然的“公开决裂”，实则是一场持续近两年的经纪合约纠纷的集中爆发。

时间回溯至2024年6月，鞠婧祎方首次提出“合约到期”的主张。根据其工作室声明，双方原定于2024年6月18日到期的经纪合约，因丝芭传媒存在多项违约行为（包括伪造补充协议），已于2024年6月15日由艺人主动要求解除。然而，丝芭传媒始终坚称合约期限应延至2033年8月，并多次通过公开声明强调“艺人方散布‘只拿低工资、无分成’等不实信息”。

矛盾在2025年12月进入白热化阶段。12月15日，鞠婧祎工作室发布声明，指控丝芭传媒“伪造艺人签名及授权文件”“无差别骚扰合作方”，并表示将追究法律责任；12月16日，丝芭传媒以笔迹鉴定报告否认伪造指控；12月18日，丝芭传媒发布《致艺人鞠婧祎的最后告知》，措辞激烈地指出对方“利用网络水军网暴公司”“长期编造谎言误导公众”，并明确表示“将就鞠婧祎及关联人涂某某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行为，向监管机构、媒体及公众全网公开实名举报”。

从“合约到期日”的数字博弈，到“伪造文件”的证据攻防，再到“经济犯罪”的重磅指控，这场纠纷的升级速度与对抗强度，不仅让公众窥见娱乐圈经纪关系的复杂性，更将“艺人与经纪公司如何平衡利益与契约”的行业老问题推至舆论风口。

二、双方指控背后的核心矛盾：利益分配与契约精神的撕裂

在这场“罗生门”中，双方的指控与反指控始终围绕两大核心：一是合约的法律效力，二是利益分配的真实性。

（一）合约期限与“伪造文件”的法律争议

鞠婧祎方的核心诉求是“合约已终止”，其依据包括原合约到期日（2024年6月18日）及丝芭传媒的违约行为（伪造补充协议）。根据《民法典》合同编规定，若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若“伪造签名及授权”属实，丝芭传媒通过补充协议延长合约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丝芭传媒则以“笔迹鉴定报告”自证清白，并强调原合约明确约定至2033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数据显示，丝芭传媒与旗下艺人的合约纠纷并非个例——十年间已有20余位SNH48成员（如黄婷婷、冯薪朵等）因解约问题对簿公堂，案由多为合同纠纷。这一背景下，公众对其“合约合理性”的质疑自然加剧：是否存在通过“超长合约”绑定艺人、限制职业自由的行业潜规则？

（二）收入分配的“双重账本”疑云

除了合约期限，双方对“收入分配”的表述更是南辕北辙。鞠婧祎方指控丝芭传媒“长期串通关联公司签订双重合同，隐瞒真实收入金额，截留侵占艺人应得收入”；而丝芭传媒则称“已给予鞠婧祎税前过亿的优渥待遇”，并暗示其“只拿低工资”的说法是“谣言”。

“双重合同”在娱乐圈并非新词，其本质是通过阴阳合同、关联交易等手段转移收入，可能涉及逃税、职务侵占等违法行为。若鞠婧祎方指控属实，丝芭传媒作为经纪公司，利用管理优势侵害艺人财产权，不仅违反《民法典》对“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忠实义务的规定，更可能触及《刑法》中的“侵占罪”或“逃税罪”。反之，若丝芭传媒能证明收入分配合规，则鞠婧祎方的指控可能构成对企业名誉权的侵害。

目前，双方均未公开具体的合同文本或财务凭证，这使得“收入分配”的真相仍笼罩在迷雾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哪一方最终被证伪，这场争议都暴露了娱乐圈经纪关系中“信息不透明”“利益分配缺乏第三方监督”的深层问题。

三、丝芭传媒的“前科”：十年二十余起解约官司的行业警示

要理解这场纠纷的特殊性，离不开对丝芭传媒的背景审视。这家成立于2010年的经纪公司，曾以“偶像工厂”闻名——巅峰时期旗下拥有17个偶像团体，SNH48更被视为“中国版AKB48”。但光鲜背后，其与艺人的法律纠纷从未间断。

天眼查数据显示，丝芭传媒涉及的法律诉讼中，不正当竞争纠纷、合同纠纷占比超过60%，且近十年间与20余位艺人因解约问题对簿公堂。例如，黄婷婷因“擅自参加非公司安排活动”被索赔1.5亿元，冯薪朵因“单方解约”被起诉，林忆宁则因“违反竞业限制”陷入诉讼。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关键词：“强控制型”经纪模式。

在丝芭传媒的运营逻辑中，“偶像”被视为“公司产品”，从训练、演出到商业代言，均由公司统一规划。这种模式在团体偶像的上升期确实能快速聚合资源，但当艺人个人价值超过团体、产生独立发展需求时，“强控制”便容易演变为“权利压制”。鞠婧祎的案例正是这一矛盾的典型：从SNH48的“四千年美女”到独立影视演员，其个人商业价值的提升与公司“团体优先”的运营策略必然产生冲突。

更值得关注的是，丝芭传媒的“强控制”不仅体现在合约条款中，还延伸至商业合作层面。鞠婧祎方指控其“无差别骚扰合作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