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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5名学生案维持死刑判决

一、从教室到刑场：一场持续两年的罪恶与司法的正义接力

2025年12月23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纸终审裁定，为持续两年多的”耒阳小学校长性侵5名学生案”画上了法律意义上的句点——二审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这起案件的时间线，从2022年上半年犯罪行为的悄然发生，到2024年5月一审死刑判决，再到2025年12月二审终审，司法机关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郑重守护。

案件的核心人物徐某华，原系当地某小学退休教师，2021年7月被返聘后，同时担任六年级班主任、语文教师及校长职务。正是这三重身份赋予的”权威”，成为其实施犯罪的便利工具。从2022年上半年至2023年，他以”背书”“惩罚”等看似合理的理由，将5名不满14周岁的留守女童逐一带至三楼六年级教室隔壁的房间，在本该是知识殿堂的校园内，多次实施猥亵和强奸。这些受害者因父母外出务工，长期由祖辈照顾，家庭监护的薄弱，让她们在遭遇侵害时更难及时向外界求助。

一审阶段，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华的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受害人数多、手段隐蔽且利用教师身份实施，完全符合《刑法》中”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2024年5月28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合并执行死刑。面对一审判决，徐某华曾以”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为由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查认定其上诉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最终维持原判。这场司法接力的每一步，都在向社会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必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二、死刑判决的法理根基：对未成年人”零容忍”的法治注脚

这起案件的死刑判决，绝非司法的”从重从快”，而是严格遵循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必然结果。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其中，“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本身即属加重情节，而徐某华的犯罪行为更叠加了”多次强奸”“侵害多名幼女”“利用教师身份实施”等多重恶劣因素。

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强调，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特别是对教师、监护人等特殊职责人员实施的性侵害犯罪，要依法从重处罚。徐某华作为教师，本应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却利用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实施犯罪，这种”身份背叛”极大地破坏了教育系统的公信力，其社会危害性远高于普通性侵犯罪。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其犯罪性质、情节、后果及社会影响，判处死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定，更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证据链完整性的严格把控。针对徐某华提出的”刑讯逼供”上诉理由，法院通过审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看守所健康检查记录等证据，确认其有罪供述系自愿作出。这一细节表明，司法机关在严惩犯罪的同时，始终坚守程序正义，确保每一份判决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正如裁定书所强调的，“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这既是对一审工作的肯定，也是对”零容忍”司法理念的再次重申。

三、教育系统的反思：“师者”身份如何沦为犯罪遮羞布？

这起案件的悲剧，不仅是个体的道德沦丧，更暴露出教育系统在教师管理、校园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深层漏洞。徐某华作为退休返聘人员，其重新上岗的资质审查是否严格？在长达一年多的犯罪时间里，学校是否存在监管盲区？这些问题亟待追问。

首先，教师队伍的”入口关”和”监管关”需重新审视。徐某华退休后被返聘，学校在决定其岗位时，是否对其职业道德、过往表现进行了全面评估？教师岗位的特殊性，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专业能力，更需有高度的道德自律。当前，部分学校在返聘退休教师时，往往更关注教学经验，而忽视了对其品行的动态考察，这种重”才”轻”德”的倾向，为潜在的风险埋下隐患。

其次，校园内部的安全防护机制存在明显短板。案件中，犯罪行为发生在”三楼六年级教室隔壁房间”，这个本应是公共区域的空间，为何能成为徐某华实施侵害的”私人场所”？学校对教室及周边区域的日常巡查是否到位？学生出入特定区域是否有登记制度？更关键的是，当学生因”背书”“惩罚”被单独带走时，其他教师或工作人员是否产生过怀疑？这些细节反映出，部分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仍停留在”防外部侵害”层面，对”内部人员作案”缺乏有效的预警和干预机制。

此外，学生的自我保护教育和求助渠道建设严重滞后。5名受害者均为留守儿童，本就缺乏家庭层面的情感支持和防侵害教育。而学校作为其主要活动场所，未能通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教会学生识别”越界行为”，也未建立让学生敢说、愿说的求助通道。当侵害发生时，孩子们因恐惧、羞耻或”老师不会害我”的认知偏差，选择沉默，最终导致侵害持续升级。

四、儿童保护的社会之责：如何为留守花朵筑牢安全屏障？

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均为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