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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零工经济”的劳动权益保障国际经验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共享经济的深度融合，零工经济已从传统的“兼职打零工”演变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形态。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设计师、在线教育顾问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据相关统计，全球零工经济从业者规模已超数亿，部分国家这一群体占劳动人口比例甚至接近两成。然而，零工劳动者因工作形式的非标准化、雇佣关系的模糊性，常面临劳动权益保障的“真空地带”：收入波动大、社会保障缺失、职业伤害无赔付、算法管理不透明等问题频发。在此背景下，各国围绕零工经济劳动权益保障展开了多样化探索，其经验对构建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权益保护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立法层面的突破：从“身份界定”到“权益覆盖”

零工经济对传统劳动法的最大挑战，在于“劳动者”身份的认定。传统劳动法以“雇佣关系”为核心，要求劳动者与雇主存在“从属性”（如工作时间、地点、方式受雇主支配），但零工劳动者常被平台界定为“独立承包商”，从而被排除在标准劳动关系保护之外。针对这一核心矛盾，多国通过立法调整，推动从“身份界定”向“权益覆盖”的思路转变。

（一）“严格标准”与“可反驳推定”：雇佣关系认定的创新

美国在零工经济早期曾长期沿用“普通法控制测试”，即通过雇主对工作的控制程度判断雇佣关系，但该标准在平台经济中难以适用。为解决这一问题，加州于某年通过AB5法案，引入“ABC测试”这一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只有同时满足“工作不受雇主控制、工作内容不在雇主核心业务范围内、劳动者有独立经营能力”三个条件，才能被认定为独立承包商；否则默认视为雇员。这一标准大幅提高了平台将劳动者排除在雇员之外的难度，迫使多家平台调整用工模式。

欧盟则采用“可反驳推定”策略。某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平台工作条件指令》（草案），规定若平台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报酬计算、服务规则、评价机制等关键要素存在“实质性控制”，则推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平台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不存在控制。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设计，有效降低了零工劳动者的维权门槛。例如，西班牙在参考该思路后修订《劳动者权益法》，要求平台若无法证明其与骑手无“管理从属关系”，则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实施后超九成外卖骑手被纳入标准劳动关系保护。

（二）“非标准劳动者”专项立法：扩大保护边界

部分国家跳出“雇员”与“独立承包商”的二元划分，创设“第三类劳动者”概念，针对性覆盖零工群体。例如，英国通过《现代就业权利法案》提出“工人”（Worker）身份，其权益虽弱于“雇员”（Employee），但强于“独立承包商”，包括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健康安全保障等。零工劳动者只要满足“需亲自完成工作”“接受平台基本管理”两个条件，即可被认定为“工人”。这一分类使英国超百万零工劳动者获得基础权益保障。

日本则通过修订《劳动基准法》《社会保险法》，将“灵活就业者”定义为“非全日制但有持续劳动意愿的劳动者”，要求平台需为其提供与全日制员工同等的职业培训、健康检查等待遇，并强制参与国民年金和健康保险。这种“权益跟随劳动”而非“绑定身份”的立法逻辑，为零工群体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保护框架。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适配：从“雇主主导”到“多元共担”

传统社会保障以“雇主-雇员”关系为依托，零工劳动者因无固定雇主，常面临“参保难”“缴费难”“待遇享受难”。对此，多国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社保体系向灵活就业场景适配，核心思路是打破“单一雇主责任”，构建政府、平台、劳动者多方共担的保障机制。

（一）强制参保与分类缴费：解决“覆盖不全”问题

德国将零工劳动者纳入“迷你工作者”（Minijob）范畴，规定月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零工需强制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护理保险，费用由劳动者与平台按比例分担（如养老保险平台缴纳15.3%，劳动者缴纳15.3%）；收入超过标准的则自动转为“普通就业者”，享受更全面的社保待遇。这种“阶梯式”参保模式既避免了零工因收入低拒保，又防止了平台通过拆分收入规避责任。

澳大利亚则针对高流动性零工设计“便携性社保账户”。劳动者无论为多少平台工作，其社保缴费均进入个人专属账户，平台需按每单收入的固定比例（如3%）向该账户充值，账户资金可跨平台、跨地区累积，达到一定额度后可申请养老金、医疗补贴等。这种“随工随缴、权益累积”的模式，解决了零工因频繁更换平台导致的社保断缴问题。

（二）职业伤害专项保险：破解“风险兜底”难题

零工劳动者因工作时间长、流动性高，面临更高的工伤风险（如外卖骑手交通事故、搬运工意外受伤），但传统工伤保险需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零工群体常被排除在外。对此，多国探索职业伤害专项保险制度。

例如，法国要求所有涉及“移动服务”的平台（如外卖、网约车）必须为劳动者购买“职业意外险”，保费由平台全额承担，覆盖范围包括工作期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