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莱臣后人不认可伪作说法.docxVIP

庞莱臣后人不认可伪作说法

一、半世纪捐赠纠葛：从“虚斋名画”到拍卖风波的舆论风暴

2025年12月，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物纠纷因“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的消息被推至舆论中心。南京博物院估价8800万元的争议藏品，竟被庞莱臣后人指为“当年捐赠的家族珍品”，而南博以“1961年、1964年两次鉴定为伪作”为由，称已于上世纪90年代依规处置。庞家曾孙女庞叔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态：“捐赠的都是珍品，不存在伪作！南博擅自认定伪作损害家族声誉，若确为伪作应通知我们共同确认，否则我们有权收回。”这一回应，揭开了一段横跨66年的捐赠往事与现代文物管理的深层矛盾。

故事要从1959年说起。那一年，庞莱臣之孙庞增和将家族“虚斋”收藏的137幅珍贵书画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便包括如今引发争议的《江南春》图卷。这份捐赠，本是收藏世家“藏于私不如藏于公”的拳拳之心，却在数十年后演变为“捐赠者后人与公立博物馆”的法律拉锯战。2025年5月，当《江南春》以8800万元估价出现在北京拍卖预展时，庞家后人才惊觉：这件本应“藏于南博”的文物，早在2001年就被以6800元转卖他人。更令庞家难以接受的是，南博认定其为“伪作”的依据，竟是1961年、1964年两次专家鉴定——而这两次鉴定结果，庞家此前毫不知情。

二、争议焦点：伪作认定的程序之困与知情权的制度缺位

庞家与南博的矛盾，核心在于“伪作认定”的程序正当性与“捐赠者知情权”的法律边界。

首先是“伪作”鉴定的权威性与透明度问题。南博提供的两次鉴定记录显示，1961年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1964年由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再次鉴定为“假”。但庞家提出关键质疑：1961年的鉴定记录明确写有“陈鎏题引首真”，为何直接将整幅画定为伪作？且两次鉴定均为南博单方组织，未通知捐赠人参与。文物鉴定本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但若缺乏第三方监督与捐赠方参与，其结论的公信力难免存疑。正如法律界人士指出：“即使鉴定结论科学，程序不透明也会削弱其效力。”

其次是“文物处置”的知情权剥夺。根据1986年《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即使是伪作的处置也需谨慎处理，但南博在90年代处置争议画作时，既未通知庞家，也未赋予其“优先收回权”。庞叔令强调：“若南博认为是伪作且不收藏，我们作为捐赠人有权收回。”而现实是，这些画作被转卖后，庞家对其流转轨迹一无所知，直到2025年通过拍卖预展才得知下落。这种“捐赠后失联”的状态，暴露出文物捐赠管理中“重接收、轻跟踪”的制度漏洞。

更具戏剧性的是，这场纠纷还牵扯出“身份造假”的插曲。2014年南博举办“庞莱臣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展时，策展人庞鸥在配套文章中称“庞莱臣想不到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庞家为此提起名誉权诉讼，却意外发现南博为证明“卖画”指控，竟以《江南春》出现在拍卖行作为证据——而这幅画本就是庞家捐赠给南博的藏品！更令人震惊的是，展览中被包装为“庞家后人”的徐莺，实为生物学硕士，其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建兰花叶病毒”，却通过南博策展人包装，以“庞赞臣曾外孙女”身份亮相。法院最终认定，这一身份造假行为侵害了庞增和的名誉权。这场“学术跨界造假”的荒诞剧，不仅加剧了庞家对南博的信任危机，更将“博物馆策展伦理”推向舆论审视的聚光灯下。

三、法律与伦理之辩：公立博物馆的责任边界与捐赠者权益保护

从法律层面看，文物捐赠本质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捐赠人将文物所有权转移给博物馆，同时隐含“文物应被妥善保管、研究、展示”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有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博物馆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也明确：“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应当报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备案；一级文物的处理，须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但在本案中，南博处置争议画作是否符合“无保存价值”的标准？处置程序是否依规备案？这些关键问题至今未得到清晰回应。

从伦理层面看，公立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承担着“文物保管者”与“文化传承者”的双重责任。庞家作为捐赠者，其情感联结与家族荣誉应被尊重。2015年南博策展人“卖画为生”的表述，已被法院认定侵犯名誉权；2014年展览中“伪后人”的身份造假，更被视为对捐赠义举的践踏。正如网友所言：“庞家无偿捐赠文物是善举，博物馆却用‘卖画’标签污名化后人，甚至用捐赠的文物作为指控证据，这是对善意的辜负。”

值得注意的是，庞家的维权之路充满艰辛。2016年起，庞叔令开始持续致信南博，要求查看137件捐赠藏品的现状，却长期未获回复；2022年，庞母因纠纷激动引发心脏病去世；2024年，庞叔令提起“赠与合同纠纷”诉讼，南博一度以“非捐赠人本人”为由质疑其诉讼资格，最终法院认定庞家有权知晓藏品现状；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