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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与道德政治

撰文张轲风

当我们重检中国古代虎文化时会发现，虎往往被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观念世界里，成为古代社会治理、权力等级、道德秩序的隐喻或符号。明人陈

继儒《虎荟·自序》云：“仙释可以驯虎，循良可以驱虎，孝义可以格虎，猛悍可

以杀虎。”虎似乎不再是冥顽无知的异类，而是能够为人类的社会伦理、道德

政治以及嘉言懿行所感召，与人类共建和谐体系。可以说，人虎关系的演进，

除关乎人居环境变迁之外，还是一部人虎相感的思想史。

一德政服虎：中国古代的虎与道德政治

作为象征符号，虎的威仪、勇猛、贪戾等形象尽管都进入了人类意识和思

想体系之中，形成了社会秩序中的多重文化意象，但真正整合到天人感应诠释

体系之中的，是将虎与道德政治对应起来的感应逻辑，即地方官员施行德政，

则能感化猛虎，使其自行离境；若官员苛暴无度，则虎狼出没，地方社会秩序

崩坏，虎患之有无似乎成为衡量政治清平与否的重要指标。

东汉以来，德政服虎故事开始频繁见诸史载，其中以“弘农渡虎”影响最

大。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东汉建武年间（25—56），刘昆任弘农太守，

“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

河。”此后又有宋均、法雄、刘陵、刘平等东汉人的类似记录。魏晋以降，“猛

虎渡河”故事与“飞蝗出境”一起，成为中国古代良吏书写的类型化叙事模式

（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此外，东汉又有童恢感化猛虎，使其主动服罪的故事。《后汉书·循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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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载：童恢为不其县令，“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

出，咒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

伤，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

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

之歌颂”。童恢故事也呈现出类型化书写的特征，唐人李亢《独异志》种僮故

事、《明史·张昺传》张昺服虎、清代宁静子《详刑公案》卷五所载广西南宁府

钟府尹断虎案，以及今晋东南、冀南地区普遍流传的“崔珏断虎”故事，都有

类似“檄虎服罪”的情节。

与德政服虎故事相应的是，虎患与苛政同样建立了感应联系。德政与虎

渡、苛政与虎患是虎与道德政治感应体系中的正反面，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

性。东汉初年，社会舆论已普遍将虎患与官员苛暴联系起来。王充《论衡·遭

虎篇》云：“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

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虎食人”

往往被视为“功曹为奸”的一种感应表征，如宋均所言，虎豹猛兽“今为民害，

咎在残吏”（《后汉书·宋均传》）。亦如蔡邕所言：“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

（《后汉书·蔡邕传》）王充针对其事要专篇驳斥，更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流

行程度。在虎患与苛政的感应思想影响下，魏晋以来衍生出诸多官吏化虎、差

役化虎故事，最著名者莫过于“封邵化虎”故事，《太平广记》引《述异记》云：

“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

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唐代以来的地方行政实践中，《驱虎文》写作以及祈神驱虎仪式成为地方

官员应对虎患的常规手段，延及明清，长盛不衰。清人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

卷五《捕虎示》云：“查除虎之法不外二端：一曰修政教以格冥顽，一曰悬重赏

以广捕猎。”所谓“修政教以格冥顽”，即指地方官员通过《驱虎文》写作和祈

神驱虎仪式，宣示自身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推行德政的努力和实践，希图感化

猛虎，使其主动远离辖境。这也构成了虎与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面相。

当然，虎的出没并不尽然是政治弊坏的象征，“白虎”就是君主仁德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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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天下太平之瑞应。“白虎象仁”与“虎患喻暴”是两汉时期两种并行不悖

而又无多大关联的感应解释话语，这充分反映了人虎关系文化认知上的复杂

性。我们不禁要问，虎与道德政治这种看似荒诞的感应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

的？这首先要从先秦以来关于上古自然—社会图景的历史叙事中探寻。

二从“人进兽退”到“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