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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山社区透视上海社区公共管理体制：问题剖析与改革前瞻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城市功能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其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于城市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将街道办事处作为第三级管理单位，旨在强化行政能力以解决日益增多的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建设。这一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借鉴和应用，对社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快速推进了社区的发展，缓解了旧体制下存在的一些矛盾。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一管理体制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街道办事处的功能定位模糊，既承担着区政府派出机关的职责，又在实际工作中被视作“第三级政府”，承担过多行政任务，导致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弱化。条块关系不清，“条”指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垂直管理，“块”指的是街道办事处的区域管理，两者之间职责划分不明确，协调困难，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局面。居委会行政化严重，本应是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大量政府行政事务，自治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社区参与度低，居民和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参与程度不高，社区治理缺乏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研究上海社区公共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其改革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上海市闸北区宝山社区的案例分析，能够更直观、深入地了解上海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实际运行情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社区管理问题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这有助于提升社区管理水平，优化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推动上海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2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案例分析与文献研究两种方法。案例分析法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通过聚焦上海市闸北区宝山社区，深入调研其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实际运行状况。详细了解宝山社区在组织架构、职能分工、管理流程、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具体做法，收集社区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以及社区居民对管理体制的反馈和需求。这种深入的案例分析能够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有助于准确把握上海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实际问题。

文献研究法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社区管理体制的学术文献、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等资料，梳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了解国内外社区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借鉴，使研究能够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避免重复劳动，同时拓宽研究视野，从不同角度审视上海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问题和改革方向。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宝山社区这一特定案例出发，深入分析上海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独特性。以往的研究多为对上海社区管理体制的宏观探讨，本研究通过聚焦具体社区，挖掘其在管理体制上的特殊问题和需求，能够更细致地展现上海社区管理体制在基层实践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宝山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根据案例分析所发现的问题，结合社区的特点和居民需求，制定出更具可操作性和适应性的改革方案，使研究成果能够直接应用于社区管理实践，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二、相关理论基础

2.1社区及社区公共管理概念界定

社区，作为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单元，其定义在学界和实践领域存在多种观点。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的著作《社区与社会》中首次提出“社区”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具有某种文化共性的同质人口组成的社会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致的自然感情和文化意识基础上，成员之间具有排他性的紧密社会联系。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认为社区是“占据在一块或多或少明确的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的汇集……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强调了社区的地域属性和组织制度特征。在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社区”概念，并根据中国实际特点定义为居民精神领域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尽管定义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社区应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以及一定类型的组织这几个基本要素。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区存在的基础，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分布等因素影响着社区的功能和发展。不同年龄段、职业、文化背景的居民构成了社区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态，他们的需求和行为模式决定了社区服务和管理的方向。地域是社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