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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承载着梳理中国法律制度发展脉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培育学生法治思维的重要使命。然而，该课程具有内容庞杂、时空跨度大、理论性强等特点，传统“教师讲授+学生听讲”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易导致课堂枯燥乏味，学生难以将抽象的历史法律制度与现实法治实践建立关联，学习积极性与教学效果均受制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或典型的法律案例为载体，将抽象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融入具体案例分析中，能够有效激活课堂氛围、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提升知识内化效果。本文立足《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师的教学实践视角，系统分析案例教学法在课程中的应用价值，深入探讨应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运用设计策略，为优化《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提供实践参考。

一、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案例教学法与《中国法制史》的课程特性与育人目标高度契合，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化解课程抽象性难题，提升知识理解深度。通过具体案例的剖析，将夏商周的“礼治”、秦汉的“法治”、唐宋的“律令格式”等抽象的历史法律制度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场景，帮助学生厘清不同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核心内涵、适用逻辑与社会功能，避免对知识的机械记忆；二是强化师生互动与学生主体性，激活课堂教学氛围。案例讨论、情景分析等教学环节能够打破传统课堂的单向灌输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表达，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深化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升课堂参与度；三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衔接，培育法治思维与文化自信。通过对历史法律案例的分析，引导学生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智慧精华，如“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慎刑恤罚”等理念，同时对比古今法律制度的异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与法治思辨能力，增强对中华法治文明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二、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应用的核心问题

结合《中国法制史》教学实践，当前案例教学法的应用仍存在诸多短板，制约了其教学效能的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案例选择适配性不足，难以匹配教学目标

案例质量是案例教学法成效的核心保障，但当前部分教学案例存在明显的适配性问题。一是案例选取随意性强，缺乏系统性设计，部分教师仅简单选取历史典故或法律条文片段作为案例，未能精准对接课程核心知识点与教学目标，难以有效支撑学生对重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理解；二是案例代表性不足，多选取碎片化、单一化的案例，未能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律领域（如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制度）的典型场景，难以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历史法律制度体系；三是案例与现实脱节，部分案例仅停留在历史场景的简单呈现，未挖掘其与现代法治实践的关联点，难以实现“以史鉴今”的育人目标，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实施流程不规范，互动引导效能弱化

部分教师对案例教学法的实施逻辑把握不足，教学流程缺乏规范性与逻辑性。一是案例呈现时机不当，多在知识点讲授完成后简单抛出案例，未能将案例与知识点的讲解有机融合，导致案例分析沦为“课后补充”，难以发挥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的作用；二是互动引导不足，在案例讨论环节缺乏有效的设问与引导策略，要么任由学生自由讨论导致主题跑偏，要么过度干预学生思考导致“变相讲授”，难以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三是总结升华缺失，案例讨论结束后，仅简单评判学生观点的对错，未对案例背后的法律制度内涵、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进行系统梳理与升华，导致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思维认知。

（三）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主体地位未能凸显

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与学生自身因素制约，案例教学中学生参与度普遍不高。一是学生预习准备不足，多数学生缺乏课前预习习惯，未提前了解案例背景与相关知识点，导致在案例讨论中难以快速进入状态，无法形成有深度的观点；二是畏难与从众心理明显，《中国法制史》案例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法律逻辑，部分学生因担心观点错误而不敢发言；同时，部分学生存在“随大流”心理，缺乏独立思考与表达的主动性；三是参与形式单一，多以个别学生发言、全班倾听为主，缺乏小组合作、情景模拟等多元化参与形式，难以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评价体系不完善，教学效果难以精准衡量

当前《中国法制史》教学评价仍以期末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为主，难以精准衡量案例教学的效果。一是评价指标单一，过度侧重学生对历史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等知识点的记忆，忽视了对学生案例分析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表达能力等核心素养的考核；二是评价方式固化，缺乏对学生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参与度、表现情况的过程性评价，如课堂发言质量、小组讨论贡献、案例分析报告完成质量等，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与能力提升；三是评价结果应用不足，未将评价结果与教学优化有效衔接，难以通过评价发现案例教学中的问题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