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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瘤临床诊断与治疗新进展

动脉瘤，作为一种潜在的致命性血管疾病，其本质是动脉壁局部的异常膨出。它犹如体内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破裂，常导致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甚至死亡，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血管内介入治疗材料的不断革新以及多学科协作模式的日益成熟，动脉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策略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本文将聚焦动脉瘤临床诊断与治疗的最新进展，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一、临床诊断新进展

准确而及时的诊断是改善动脉瘤患者预后的关键。传统的诊断方法如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虽仍为“金标准”，但因其有创性和潜在风险，在筛查和随访中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近年来，无创或微创影像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动脉瘤的早期检出率和评估精度。

（一）影像学诊断技术的精进

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CTA）和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已成为动脉瘤筛查和初步诊断的首选方法。新一代多层螺旋CTA，凭借其更快的扫描速度、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更低的辐射剂量，不仅能清晰显示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形态、瘤颈宽度及其与周围血管分支的关系，还能通过后处理技术进行血管重建，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直观依据。低剂量CTA技术的发展，使得对高危人群的筛查更为安全可行。

高分辨率磁共振成像（HR-MRA）的出现是动脉瘤诊断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它不仅能显示动脉瘤的解剖结构，更能提供动脉瘤壁的成像信息。研究表明，动脉瘤壁强化（AWE）现象与动脉瘤的不稳定性及破裂风险密切相关。HR-MRA通过对动脉瘤壁的细节观察，为判断动脉瘤的病理状态、预测破裂风险以及评估治疗效果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在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IA）的风险分层中展现出巨大潜力。

超声造影（CEUS）在颈部及外周动脉瘤的诊断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能实时动态观察动脉瘤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对于评估动脉瘤的大小、形态、血栓情况以及治疗后的血供变化具有较高价值，且操作简便、无辐射。

（二）生物标志物与分子诊断的探索

除了影像学技术，血液或脑脊液中的生物标志物作为潜在的诊断和风险预测工具也日益受到关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具有高度特异性和敏感性的“理想”生物标志物，但一些与血管壁炎症、基质降解、氧化应激相关的分子，如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C反应蛋白（CRP）、细胞因子等，其水平变化与动脉瘤的发生、发展及破裂风险之间的关联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未来，随着组学技术的深入应用，有望发现更具临床价值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实现动脉瘤的早期预警和个体化风险评估。

二、临床治疗新进展

动脉瘤的治疗目标是防止其破裂或再破裂，同时尽可能保留正常的神经功能和血管结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手术夹闭和血管内介入治疗。近年来，血管内介入治疗因其微创性和良好的疗效，在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比例持续上升，并涌现出多种新技术和新器械。

（一）血管内介入治疗的革新

弹簧圈栓塞术仍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血管内治疗方法。新一代的弹簧圈，如具有更好顺应性、更强栓塞能力的三维弹簧圈、生物活性弹簧圈（如载药弹簧圈、可吸收弹簧圈）等，旨在提高动脉瘤的完全栓塞率，降低复发率，并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和血管内皮化。

辅助栓塞技术的成熟与推广，极大地拓展了血管内治疗的适应证。球囊辅助栓塞技术适用于宽颈动脉瘤，通过球囊临时阻断载瘤动脉，为弹簧圈的稳定填塞创造条件。支架辅助栓塞技术，特别是自膨式支架的应用，不仅能辅助弹簧圈固定，更能通过改变瘤内血流动力学，促进动脉瘤的闭塞，并保护穿支血管。

血流导向装置（FlowDiverter,FD）的出现是动脉瘤治疗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进展。FD通过在载瘤动脉内重建血流通道，将血流从动脉瘤腔内“导向”远端正常血管，从而减少或消除动脉瘤内的血流冲击，促进动脉瘤的血栓形成和逐渐闭塞。FD尤其适用于大型、巨大型、宽颈、梭形或夹层动脉瘤，以及传统栓塞治疗困难或复发的动脉瘤。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改进，FD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其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覆膜支架则为某些特殊部位（如颈动脉海绵窦段、椎动脉颅外段）的动脉瘤提供了另一种有效选择，它能直接隔绝动脉瘤腔，恢复正常血流。

（二）显微外科手术的精细化与个体化

尽管血管内治疗发展迅速，显微外科手术夹闭在某些情况下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如对于位置深在、形态复杂、合并血管畸形或有血管内治疗禁忌证的动脉瘤。近年来，显微外科手术更加强调个体化和精准化。锁孔技术、神经内镜辅助显微手术等微创理念的应用，旨在减少手术创伤，保护神经功能。术中影像导航技术（如术中CT、MRI、超声）和电生理监测技术的结合，进一步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三）未破裂动脉瘤的管理策略

对于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IA）的治疗决策，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焦点。目前更加强调基于动脉瘤的大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