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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肖像权的保护范围

引言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肖像作为个人最直观的身份标识，其被使用的场景从传统的照片、画像延伸至短视频、AI换脸、虚拟形象等新兴领域。如何在技术革新与人格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民法典》作为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人格权编中对肖像权进行了系统规定，不仅回应了“AI换脸是否侵权”“网红照片被商用如何维权”等现实问题，更通过扩大保护客体、细化权利内容、明确合理使用边界等方式，构建了更符合时代需求的肖像权保护体系。本文将围绕《民法典》中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展开详细探讨，解析其立法逻辑与实践价值。

一、肖像权保护的基础：肖像的法律界定

（一）《民法典》对“肖像”的重新定义

肖像权的保护范围，首先取决于法律对“肖像”本身的界定。与此前《民法通则》仅将肖像权表述为“公民享有肖像权”不同，《民法典》第1018条明确规定：“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这一定义包含三个核心要素：

其一，“可识别性”是肖像的本质特征。即通过影像、雕塑等载体呈现的外部形象，能够让一般社会公众识别出对应的自然人。例如，一张经过模糊处理的侧脸照片，若无法被辨认出具体是谁，则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肖像”；而一张清晰度较高的正面照，即使拍摄角度特殊，只要能被他人认出是某甲，就属于肖像范畴。

其二，“外部形象”限定了保护对象。这里的“外部形象”包括面部特征、体态轮廓、标志性动作等可被视觉感知的身体特征，但不包括声音、指纹等非视觉特征（后者由其他人格权条款调整）。例如，某明星的标志性微笑表情，因其具有高度可识别性，属于肖像的组成部分；而该明星的独特声线，则属于声音权的保护范围。

其三，“一定载体”明确了表现形式。除传统的照片、绘画、雕塑外，《民法典》将“影像”作为重要载体，涵盖了视频、动态表情包、AI生成图像等数字形式。例如，短视频平台中用户上传的动态头像，只要符合“可识别性”要求，就属于肖像的载体。

（二）与传统理论的突破：从“面部中心主义”到“整体可识别性”

在《民法典》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对肖像的认定常以“面部特征”为核心，认为只有清晰呈现面部的形象才构成肖像。但随着社会发展，一些特殊形象也可能具备高度可识别性。例如，某知名残疾人运动员虽面部特征不突出，但其坐轮椅的标志性体态与肢体动作，能被公众迅速识别；某喜剧演员的夸张肢体语言，甚至无需露脸即可被观众认出。《民法典》“可识别的外部形象”这一表述，突破了“面部中心主义”的局限，将保护范围扩展至整体外部形象，更符合现实需求。

这一突破的意义在于，它回应了数字时代“非典型肖像”的保护需求。例如，某网红在短视频中常用“比心”手势作为个人标识，即使画面未完全露出面部，只要该手势与特定自然人形成稳定关联，他人未经允许使用该手势的动态影像，也可能构成肖像权侵权。

二、肖像权的保护客体：从物质载体到人格利益

（一）肖像载体与肖像利益的区分

肖像权的保护客体并非肖像的物质载体本身（如一张照片的纸质版），而是附着于载体上的人格利益。例如，甲拍摄了一张乙的照片，照片的所有权属于甲（基于物权），但照片中乙的肖像利益仍归乙所有（基于人格权）。若甲未经乙允许将照片用于商业宣传，即使甲拥有照片的物权，仍构成对乙肖像权的侵害。

《民法典》通过区分“肖像制作权”与“载体所有权”，明确了这一界限。第1018条第2款规定，肖像权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制作、使用、公开等权利，而载体所有人对载体的使用需受肖像权限制。例如，摄影师为客户拍摄写真后，虽拥有底片的物权，但未经客户允许，不得将底片用于广告宣传，否则需同时承担侵犯肖像权与违反合同约定的责任。

（二）数字时代的新客体：虚拟肖像与AI生成肖像

随着技术发展，肖像的表现形式从“真实影像”扩展至“虚拟形象”。《民法典》虽未直接提及“虚拟肖像”，但其“可识别的外部形象”的定义，为这类新型客体的保护提供了解释空间。

一方面，“虚拟形象”若以特定自然人为原型，且具有可识别性，则属于肖像权保护范围。例如，某游戏公司未经允许，以某演员的面部特征、体态为原型设计游戏角色，即使角色穿着虚构服装，只要公众能认出是该演员，就构成对其肖像权的侵害。

另一方面，AI生成的“深度伪造”肖像也需纳入保护。例如，利用AI技术将某人的面部替换到他人视频中，若生成的视频能被识别为该自然人的形象，即使原视频内容虚假，仍可能侵犯其肖像权。司法实践中已有类似案例：某自媒体为吸引流量，使用AI技术将某学者的面部替换到娱乐明星的视频中，法院最终认定该行为侵犯了学者的肖像权。

需要注意的是，完全虚构的虚拟形象（如无具体自然人原型的卡通角色）不属于肖像权保护范围，其权益由著作权等其他法律调整。

三、肖像权的核心内容：从消极防御到积极支配

（一）制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