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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大国平衡”战略——中美之间

引言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因其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独特区位、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潜力，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场域。作为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性组织，东盟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战略自主性”理念，在复杂的大国关系中探索出一条“大国平衡”道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东盟既不愿完全倒向任何一方，又需在安全、经济、政治等多维度与两国保持互动。这种“不选边、但选利”的平衡战略，既是东盟应对外部压力的生存智慧，也是其维护区域中心地位的核心手段。本文将从历史脉络、实施动因、具体策略、现实挑战与未来走向五个维度，系统解析东盟在中美之间的“大国平衡”战略。

一、战略的历史脉络：从“不结盟”到“多方位平衡”的演进

（一）冷战时期：不结盟传统的萌芽

东盟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其初始目标是通过区域合作缓解内部矛盾、维护成员国主权独立。冷战背景下，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渗透至东南亚，东盟国家普遍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为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东盟从成立伊始便确立了“不结盟”“非对抗”的外交基调。例如，在越南战争期间，东盟虽与美国保持经济与安全合作，但始终拒绝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面对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扩张，东盟则通过推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试图在两大阵营间划出“战略缓冲区”。这种早期实践为“大国平衡”战略埋下了思想伏笔——既不彻底疏离任何大国，又通过集体行动降低单个国家被裹挟的风险。

（二）后冷战时代：多方位外交的成型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与亚太地区经济崛起为东盟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美国虽仍是地区安全主导力量，但其影响力因苏联解体有所收缩；中国则凭借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区域经济体系，成为东盟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时期，东盟提出“多方位外交”（Multi-alignment）理念，强调与美、中、日、印等多个大国同时发展关系，通过“轮轴-辐条”式的互动模式（即东盟为轮轴，各大国为辐条），将自身塑造为区域合作的枢纽。例如，东盟先后与中、日、韩建立“10+3”合作机制，与美国启动“东盟-美国峰会”，与印度推进“东向政策”对接。这种多维度的互动不仅提升了东盟的国际话语权，更使其在大国关系中获得了“规则制定者”的潜在角色——通过主导区域合作框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东盟得以将大国纳入自身设定的对话轨道。

（三）中美竞争加剧期：平衡战略的明确化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战略竞争从经济领域向科技、安全、规则制定等全领域延伸，东南亚作为“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成为两国博弈的焦点。美国推出“重返亚太”“印太战略”，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推动“友岸外包”重构区域产业链；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经济融合。在此背景下，东盟明确将“大国平衡”作为核心战略，提出“东盟中心地位”（ASEANCentrality）原则，强调区域合作机制必须以东盟为核心，任何大国倡议（如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国“一带一路”）都需与东盟主导的框架对接。这种战略调整标志着东盟从被动应对大国关系转向主动塑造区域秩序，其目标不仅是“避免选边”，更是“在选边中创造主动”。

二、战略的实施动因：东盟的生存逻辑与现实需求

（一）内部驱动：维护区域自主性与发展权

东盟10国国情差异显著：既有新加坡、文莱等城市国家，也有印尼、菲律宾等人口过亿的大国；既有佛教、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也有天主教、基督教占比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低收入国家（如缅甸、柬埔寨）到高收入经济体（如新加坡）跨度极大。这种多样性决定了东盟难以形成统一的“亲美”或“亲中”立场——部分国家因历史关系与美国军事同盟深厚（如菲律宾、泰国），部分国家因经济依赖与中国联系紧密（如老挝、柬埔寨）。因此，“大国平衡”成为东盟调和内部分歧的最优解：通过与中美同时合作，既能满足不同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又能避免因单一外部力量主导而引发内部分裂。此外，东盟国家普遍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而中美分别是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与两国保持良性互动，有助于东盟获取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撑其“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目标。

（二）外部压力：中美竞争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本质上是“主导权之争”，但两国的战略侧重各有不同：美国更关注安全领域，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存在（如在菲律宾新增军事基地、与越南深化海上合作）、推动“价值观外交”（如批评部分东盟国家人权问题）巩固影响力；中国则聚焦经济与发展合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贸易自由化（RCEP生效后东盟与中国零关税产品比例超90%）提升区域融合度。这种“安全-发展”的差异化竞争，客观上为东盟提供了平衡空间——东盟可在安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