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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一水域现密集渔网被指违法捕捞

一、事件聚焦：禁捕水域现“千米渔网”引发争议

2025年12月初，贵州毕节纳雍县百兴镇塘上村附近水域的一段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画面中，宽阔清澈的水面被密密麻麻的渔网分割成数段，渔网横跨两岸，长度超千米，形成“水网密布”的震撼场景。多位网友及当地村民质疑，这一行为涉嫌违法捕捞野生鱼类，并已向相关部门举报。

据视频发布者小超（化名）介绍，涉事水域涵盖纳雍河及周边水库，属于长江流域纳雍县禁捕范围。当地村民透露，此前曾尝试合力拉网，但因渔网体量过大、重量过重未能成功。而更关键的背景是，纳雍县人民政府早在2020年6月便发布《关于长江流域纳雍县水域全面禁捕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明确自2020年8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该水域实行常年禁捕，期间生产性捕捞、“绝户网”作业等均被列为非法行为；仅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特殊需求可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开展专项捕捞。

面对质疑，纳雍县渔政部门回应称，涉事公司手续齐全，但检查中发现问题需整改，目前正组织撤网，捕捞的鱼将放生至原水体。镇政府也表示已安排人员核实情况。一场“手续齐全”与“违法捕捞”的争议，将禁捕政策落地中的复杂矛盾推向公众视野。

二、合法性之辩：手续齐全与违法指控的矛盾迷局

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涉事公司持有“齐全手续”，为何仍被村民指为违法？这需要从禁捕政策的具体条款与实际操作的落差中寻找答案。

根据纳雍县禁捕通告，禁捕期间允许的合法捕捞仅包括两类：一是利用国有水域开展大水面增养殖渔业生产；二是因科研调查、苗种繁育等需要捕捞。且两类均需“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换言之，即便是合法的渔业生产活动，也需满足“国有水域”“增养殖”“省级审批”三个前提。

村民质疑的关键在于“野生鱼捕捞”。若涉事渔网针对的是自然生长的野生鱼类，而非人工增殖放流的养殖鱼，则直接违反“禁止生产性捕捞野生鱼”的规定。而村民明确表示“捕捞的有野生鱼”，这与禁捕政策的核心目标——保护野生鱼类资源、恢复水域生态——形成直接冲突。

渔政部门提到的“手续齐全”，可能指向公司取得了某种形式的审批文件，但“手续齐全”是否等同于“行为合法”？若审批内容与实际操作不符（如申报的是增养殖捕捞，实际却捕捞野生鱼），或审批过程中存在对“野生鱼”界定的模糊，便可能出现“程序合规但实质违法”的漏洞。例如，若公司以“大水面增养殖”为由申请手续，但未明确区分养殖鱼与野生鱼的捕捞范围，或在作业中越界捕捞野生鱼，便可能构成实质违法。

这种“手续齐全”与“行为越界”的矛盾，暴露了禁捕政策执行中的关键问题：审批的“形式合规”与实际作业的“实质合规”需同步核查，否则手续可能沦为违规行为的“护身符”。

三、管理之思：禁捕政策落地中的执行漏洞

从事件发展脉络看，密集渔网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存在并被村民察觉。村民尝试自行处理未果后才选择举报，这一过程折射出禁捕政策落地中的多重管理漏洞。

首先是日常监管的“缺位”。千米渔网横跨水域，视觉冲击极强，即便非专业人员也能轻易察觉。但为何在村民举报前，相关部门未通过巡查、监控等手段及时发现？这反映出基层渔政执法力量可能存在不足，或对重点水域的巡查频率、覆盖范围存在短板。禁捕政策实施已五年有余，若连“千米渔网”这类显性违规行为都需依赖村民举报，说明监管的“主动发现”机制亟待强化。

其次是村民自救的“无力”。面对违规渔网，村民选择自行拉网处理，却因网具过大而失败。这一细节既体现了村民保护生态的意识，也暴露了民间力量与违规者“装备差距”的现实困境。若违规者使用大型、重型网具，普通村民根本无力对抗，此时更需要职能部门及时介入，提供技术或人力支持，而非让村民“孤军奋战”。

再者是整改回应的“模糊”。渔政部门称“手续齐全但需整改”，却未公开“具体问题”“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这种模糊表述易引发公众对“是否存在包庇”的质疑。禁捕政策的公信力，不仅在于查处违规，更在于信息透明——明确告知公众问题所在、处理依据及后续监督措施，才能消除误解，赢得信任。

四、生态之痛：“绝户网”背后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密集渔网的危害性远不止于“违法”本身，更在于其对水域生态的长期破坏。

从生态功能看，纳雍河作为长江流域的支流，其水域生态是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禁捕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十年禁渔，让野生鱼类种群得以休养生息，恢复水域生物多样性。而密集渔网的“分割”与“围捕”，首先破坏了鱼类的自然洄游路径——许多鱼类需要在不同水域完成产卵、索饵等生命周期，渔网的阻断会直接导致种群繁殖受阻。

其次，“绝户网”（即网眼极小、大小鱼通捕的网具）是禁捕通告明确禁止的非法工具。若涉事渔网属于此类，其对鱼类资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不仅捕捞成鱼，更会将幼鱼一并捕获，导致种群无法自然补充，最终可能造成局部水域鱼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