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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效力及案例

引言

婚姻不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财产关系的联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夫妻财产类型日益多元，从传统的房产、存款到股权、知识产权等新型财产，财产关系的复杂性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夫妻财产约定公证作为一种法律工具，逐渐被更多家庭所关注。它既体现了婚姻当事人对财产自主处分的权利，又通过公证程序强化了约定的法律效力，为家庭财产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将围绕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效力展开深入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公众理解这一法律工具提供参考。

一、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基础认知与法律依据

（一）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概念与核心特征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是指夫妻双方（或拟结为夫妻的双方）就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清偿等事项达成书面协议后，向公证机构申请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主体特定性。仅适用于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或拟结婚的双方，其他主体间的财产约定不属于此类公证范畴；

其二，内容自主性。约定内容由双方自愿协商确定，法律未强制规定具体条款，但需符合“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底线要求；

其三，程序法定性。需通过公证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包括对双方身份、意思表示真实性、约定内容合法性的核实，最终出具公证书作为法律效力的载体。

（二）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法律依据

我国《民法典》第1065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条款为夫妻财产约定提供了实体法依据。

同时，《公证法》第36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这为公证的证据效力提供了程序法支持。二者结合，共同构建了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法律基础，既确认了约定本身的合法性，又强化了公证作为法定证明方式的权威性。

二、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效力解析

（一）对内效力：对夫妻双方的法律约束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对内效力，是指公证后的协议对夫妻双方产生的法律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意思表示固定化”。公证程序要求双方在公证员面前签署协议，并对约定内容进行充分说明，确保意思表示真实自愿。这一过程通过录音、录像、笔录等方式留存证据，有效避免了事后一方以“受胁迫”“重大误解”为由主张协议无效的情形。例如，实践中常见一方在离婚时声称“签署协议是为了缓和矛盾，并非真实意愿”，但公证记录可清晰反映签署时的真实状态，法院通常会据此认定协议效力。

其次是“权利义务明确化”。公证后的协议对财产归属、管理责任、债务承担等内容作出具体约定，相当于为夫妻财产关系设立了“私人法典”。例如，若协议约定“婚后购买的房产归女方个人所有”，则该房产即使登记在双方名下，女方也可依据公证协议主张单独所有权，无需通过复杂诉讼重新确权。

最后是“变更撤销严格化”。公证协议的变更或撤销需满足严格条件：一方面，双方需协商一致并签订新的书面协议；另一方面，新协议同样需要经过公证程序才能产生对抗原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避免了因随意变更导致的财产关系混乱，例如某案例中，夫妻双方曾公证约定“婚后收入归各自所有”，后男方以“家庭开支增大”为由单方要求改为共同共有，法院以“未达成新的公证协议”为由驳回其主张，充分体现了公证协议的稳定性。

（二）对外效力：对第三人的对抗与保护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的对外效力，主要涉及与第三人（如债权人、财产买受人）的关系处理，其核心在于“公示”与“善意保护”的平衡。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第3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公证作为法定的公示方式之一，若第三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该公证约定，则需按照约定处理财产关系。例如，甲男与乙女公证约定“婚后各自收入归个人所有”，后甲男向丙借款未还，丙若在借款时知晓该公证约定，则只能要求甲男以个人财产偿还；若丙不知情，则可能仍需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证的对外效力并非“绝对对抗”，而是“相对对抗”。实践中，法院通常要求第三人“明知”需达到“应当知道”的程度，例如债权人在出借款项前主动查询了公证信息，或夫妻在交易时明确告知了约定内容。若仅办理了公证但未以合理方式告知第三人（如未在借款合同中注明），则可能被认定为“第三人不知晓”，此时约定无法对抗第三人。这一规则既保护了交易安全，又避免了夫妻通过公证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

（三）与未公证夫妻财产约定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