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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下的劳动合同签订问题

一、引言

随着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灵活就业逐渐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街头巷尾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到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网络主播、知识付费创作者，再到从事家政服务、手工艺制作的个体从业者，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覆盖领域日益广泛。这类就业形式突破了传统“固定单位、固定岗位、固定工时”的用工模式，以更灵活的时间分配、更自主的工作方式满足了劳动者对就业弹性的需求，也为企业降低用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新路径。然而，在灵活就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劳动合同签订问题却成为绕不开的“痛点”——大量灵活就业者未与用工方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或签订的合同形式模糊、内容缺失，导致劳动权益保障缺位，由此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劳动合同作为明确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核心载体，其签订状况直接关系到灵活就业者的工资支付、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基本权益能否实现。因此，深入探讨灵活就业下的劳动合同签订问题，既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就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灵活就业的特征与劳动合同的基础关联

（一）灵活就业的核心特征与常见形态

灵活就业并非法律概念，而是对传统标准劳动关系之外就业形式的概括性描述。其核心特征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用工关系的非标准化，区别于传统“用人单位—劳动者”的单一主体结构，灵活就业可能涉及平台、第三方服务商、个人等多重主体；二是工作时间与地点的灵活性，劳动者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长（如非全日制用工每日不超过4小时）、工作场所（如居家办公、流动作业）；三是劳动报酬的弹性计算，多采用计件工资、分成制、项目制等非固定月薪模式。

常见的灵活就业形态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非全日制用工，如超市兼职收银员、学校临时教辅人员，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不超过4小时，每周累计不超过24小时；第二类是平台依托型用工，如外卖平台骑手、网约车平台司机，劳动者通过平台接单，但与平台的关系可能被界定为“合作”而非“雇佣”；第三类是自雇型灵活就业，如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作家、设计师），劳动者以个人或小规模团队形式提供服务，自主承担经营风险。

（二）劳动合同对灵活就业的特殊价值

在传统标准劳动关系中，劳动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身份证”，其作用已被广泛认知。但对灵活就业而言，劳动合同的价值更具特殊性。首先，劳动合同是界定“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关键依据。实践中，部分平台企业为规避用工责任，常与劳动者签订“合作协议”“服务协议”，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可能因无法证明劳动关系而难以主张工伤赔偿、经济补偿等权益。其次，劳动合同是填补灵活就业“规则真空”的重要工具。灵活就业的工作模式突破了传统工时、考勤、管理的框架，若缺乏合同约定，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报酬标准、责任划分等易陷入“口头约定”的模糊状态，导致“多劳少得”“随意扣薪”等问题频发。最后，劳动合同是推动灵活就业规范化发展的基础保障。通过合同条款明确社会保险缴纳、职业伤害保障、休息休假等内容，既能提升劳动者的安全感，也能引导用工方合理承担责任，避免“以灵活之名行侵权之实”的乱象。

三、灵活就业劳动合同签订的现实困境

（一）签订率偏低：从“应签未签”到“不愿签”的双向矛盾

尽管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灵活就业领域的劳动合同签订率长期处于低位。以平台经济为例，部分研究显示，仅不足三成的外卖骑手与平台或其合作商签订了劳动合同，多数劳动者持有的是“入驻协议”“服务合同”等文件。这一现象背后存在双向矛盾：一方面，部分用工方出于降低成本（如规避社保缴纳）、减少管理约束（如避免加班费支付）的目的，刻意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另一方面，部分劳动者因对劳动合同认知不足（如认为“签合同会限制自由”）、担心失去工作机会（如担心用工方以“不签合同就换人”相威胁），主动选择不签或接受非劳动合同文本。例如，某家政服务从业者表示：“雇主说签合同要扣社保钱，不如口头约定每月多给几百元，我觉得更划算。”这种“应签未签”与“不愿签”的交织，导致大量灵活就业者处于“无合同保障”的风险状态。

（二）形式不规范：从“名称混淆”到“主体错位”的文本乱象

即使部分灵活就业者签订了所谓“合同”，其形式也普遍存在不规范问题。一是合同名称与实际法律关系不符。许多用工方将劳动合同命名为“合作协议”“承揽合同”“服务外包协议”，试图通过名称混淆掩盖实际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例如，某网约车平台与司机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中，虽写明“平台不干预司机接单自由”，但实际通过“派单规则”“服务分考核”等方式对司机的工作时间、服务标准进行严格约束，本质上构成劳动关系却未以劳动合同形式体现。二是合同主体错位。部分平台企业为规避责任，将用工关系转移至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