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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合同公证后撤销案例

引言

赠与合同是民事活动中常见的财产处分方式，涉及亲情、友情或其他特殊关系的财产流转。为增强合同效力、避免后续纠纷，许多当事人会选择对赠与合同进行公证。然而，实践中常出现“公证后能否撤销”的争议——部分赠与人因家庭矛盾、经济状况变化或受赠人行为不当等原因，试图撤销已公证的赠与合同；受赠人则以“公证具有法律效力”为由主张合同不可撤销。此类纠纷不仅关乎双方财产权益，更涉及法律对诚信原则与公平正义的平衡。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定、分析典型案例、探讨实践难点，全面解析赠与合同公证后撤销的法律逻辑与实务要点。

一、赠与合同公证与撤销权的法律基础

（一）赠与合同的基本特征与撤销权分类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其核心特征在于“无偿性”和“单务性”——赠与人承担交付财产的义务，受赠人无需支付对价（附义务的赠与除外）。基于这一特性，法律赋予赠与人一定的“反悔权”，即撤销权，以平衡双方利益。

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分为两类：一是任意撤销权，指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可随时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或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除外）；二是法定撤销权，指受赠人出现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不履行扶养义务、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情形时，赠与人可在法定期间内撤销赠与。需特别注意的是，任意撤销权因公证行为而受限，但法定撤销权不受公证影响，只要符合法定情形即可行使。

（二）公证对赠与合同效力的强化作用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就赠与合同而言，公证至少产生三方面效力：

其一，证明效力。公证文件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降低了后续诉讼中对合同真实性的举证难度。

其二，约束效力。公证过程中，公证员会对双方进行法律释明，确认赠与是真实意思表示，避免因重大误解、欺诈等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可撤销。

其三，排除任意撤销权。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即不能仅因“反悔”而撤销，必须满足法定撤销条件或出现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如赠与人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二、公证后撤销赠与合同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法院支持撤销

张某（70岁）与独子小张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将名下一套房产赠与小张，并办理了公证。此后，小张因家庭矛盾与张某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动手推搡导致张某摔倒住院。张某认为小张的行为严重侵害其人身权益，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赠与。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赠与人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本案中，小张的肢体冲突行为已构成“严重侵害”，且张某在知道侵害行为后一年内提起诉讼（法定撤销权行使期限为一年），符合撤销条件。最终判决撤销公证赠与合同，小张需配合将房产过户回张某名下。

（二）案例二：附义务赠与中受赠人未履约，撤销请求获支持

李某与侄女小丽签订公证赠与合同，约定李某将存款50万元赠与小丽，但小丽需“负责李某晚年的日常照料”。赠与完成后，小丽仅偶尔探望李某，长期将其独自留在家中，甚至因琐事辱骂李某。李某以小丽未履行约定义务为由，起诉撤销赠与。

法院经审理认为：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受赠人需履行照料义务，属于附义务的赠与。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六百六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撤销赠与。本案中，小丽的行为已构成“不履行义务”，且李某在知道义务未履行后及时起诉，故支持撤销赠与。小丽需返还50万元存款及相应利息。

（三）案例三：赠与人经济状况恶化，法院酌定部分撤销

王某与好友陈某签订公证赠与合同，约定将一辆价值30万元的汽车赠与陈某，合同签订后汽车已交付。不久，王某因投资失败背负巨额债务，生活陷入困境，遂要求陈某返还汽车。陈某以“合同已公证且财产已转移”为由拒绝。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六条，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案中，王某因投资失败导致经济状况恶化，且影响到基本生活，符合“不再履行”的条件。但因汽车已交付，法院综合考量王某的负债金额、生活困难程度及陈某的受赠利益，判决陈某向王某补偿15万元，视为部分撤销赠与。

三、公证后撤销赠与合同的限制条件与实践难点

（一）法定撤销权的行使边界

法定撤销权虽不受公证限制，但需严格满足以下条件：

存在法定情形：即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不履行扶养义务、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其中“严重侵害”需达到“情节严重”程度（如造成人身伤害、重大财产损失或严重精神损害），普通争吵或轻微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