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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理短板的思考和建议

医疗废物与危险废物（以下简称“两类废物”）的规范收集处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服务、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两类废物产生量持续增长，其收集处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当前，部分地区仍存在收集覆盖不全、分类不精准、运输衔接不畅、处理能力结构性不足、监管手段滞后等突出问题，亟需系统性补齐短板，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现代化的收集处理体系。

一、当前两类废物收集处理的核心短板分析

（一）收集网络覆盖存在盲区

医疗废物方面，基层医疗机构（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和移动医疗点（如流动核酸采样车、上门护理服务）产废分散，部分机构因产废量小（日均不足2公斤）、位置偏远，难以纳入常规收集体系。据调研，县域以下医疗机构中，约30%存在“自行暂存超期”或“委托非正规主体收集”现象，部分诊所甚至将医疗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方面，小微企业（如汽车维修店、实验室、中小型化工企业）和社会源危废（如废铅酸电池、废矿物油）产生主体分散，部分企业因危废年产生量低于1吨，被大型收运企业“拒单”，转而通过非正规渠道处理，形成监管真空。

（二）分类管理存在系统性偏差

分类不规范是两类废物管理的“顽疾”。医疗废物分类标准虽明确（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但实际操作中，部分医护人员对“感染性废物”与“病理性废物”的界限模糊，将手术切除的组织与带血棉签混装；药物性废物（过期药品）因涉及药品管理，部分机构为规避责任，选择混入感染性废物；化学性废物（如实验室废液）因处理成本高，存在“稀释后直排”或“混入其他类别”现象。危险废物分类更复杂，部分企业对《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理解不深，将“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废物错误分类（如未破损的废铅酸电池本可按一般固废管理，却被错误纳入危废）；部分企业为降低处理成本，故意将危险废物标注为一般工业固废，或混淆“具有危险特性”与“属于危险废物”的判定标准。

（三）运输环节存在衔接断点

运输是两类废物管理的“流动风险点”。医疗废物运输要求“日产日清”，但部分地区因收运企业数量少、车辆配置不足（如县域内仅1-2辆专用运输车），导致偏远机构收运间隔超过48小时；运输路线规划不合理，部分车辆绕行主城区，增加泄露风险；运输过程缺乏实时监控，部分车辆未安装GPS或视频监控设备，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追溯。危险废物运输方面，“小散量”危废运输成本高（单趟运输成本可能超过废物处理费），部分企业选择“拼车”运输，但缺乏统一调度平台，易出现超载、混装；跨区域运输时，因转入地接受标准不统一（如对含水率、包装规格要求差异大），常出现“运得出、接不进”的情况；运输车辆与处理设施的衔接不顺畅，部分企业因未提前申报，导致车辆到达后无法立即卸载，延长在途时间。

（四）处理能力存在结构性矛盾

处理能力“总量够、结构缺”是关键问题。医疗废物处理以高温蒸汽灭菌和焚烧为主，但部分地区焚烧设施因设计产能小（日处理量10吨），难以应对突发疫情（如新冠疫情期间医疗废物日产生量激增3-5倍）；高温蒸汽灭菌设备对药物性、化学性废物处理效果有限，部分机构仍依赖外送焚烧，增加运输成本。危险废物处理方面，综合利用与处置能力失衡，部分地区“填埋能力过剩、焚烧能力不足”（如某省填埋场负荷率仅40%，而焚烧炉负荷率超90%）；新兴废物（如光伏产业废砂浆、锂电池废料）处理技术不成熟，现有设施难以满足其特殊处置要求（如高氟、高镍成分的处理需专用催化剂）；部分处理企业工艺落后（如采用传统回转窑焚烧，二噁英排放浓度接近限值），环保风险高。

（五）监管体系存在协同短板

监管“碎片化”是制约效能的核心。医疗废物监管涉及卫生健康、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多部门，但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如医疗机构产废量数据未与生态环境部门实时对接），导致“产运处”数据不一致（部分机构申报量与实际收运量偏差超20%）；基层监管力量薄弱（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危废监管人员平均不足5人），难以实现“全覆盖”检查，多依赖“双随机”抽查，对隐蔽违法行为（如夜间偷运）发现率低。危险废物监管方面，电子联单制度虽已实施，但部分企业存在“先运输后补单”“数据填报不完整”问题；物联网监控设备安装率低（小微企业安装率不足15%），难以实时监控废物重量、位置变化；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缺失（如甲地产生的危废在乙地处理，两地监管部门缺乏信息互通），易出现“监管套利”。

二、系统性补齐短板的关键路径

（一）构建“分层分类、全域覆盖”的收集网络

针对医疗废物，建立“中心-网格-节点”三级收集体系：以设区市为中心，依托大型医疗废物集中处理设施，辐射半径50公里内的医疗机构；以县域为网格单元，在人口密集镇（街道）设置区域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