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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楼顶种树碰下树桩砸死17岁少年

一、从“无心之失”到“过失之罪”：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

2025年冬日的一个普通午后，柳州市某小区内，17岁少年招某驾驶两轮电动车途经楼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六旬男子韦某在自家楼顶露台移植桂花树桩时，因起身时肩部撞击树桩，导致一个高105.3厘米、重17.265千克的树桩从护栏围墙坠落，精准砸中其头部。尽管韦某第一时间拨打120并等候警方处理，但招某最终因重型颅脑损伤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在事发半个多月后不治身亡。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韦某有期徒刑6年，这场“无心之失”最终以法律的严肃裁决画上句号。

这起悲剧的关键，在于“过失”二字的法律界定。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过失犯罪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犯罪。具体到本案中，韦某的行为存在两个关键过失点：其一，他将挖出的树桩根部朝下竖立放置在露台南面护栏围墙之上，这一位置紧邻小区内部道路，属于公共通行区域；其二，在未采取任何安全固定措施（如捆绑、加设挡板）的情况下，韦某蹲在围墙边作业，起身时因动作幅度导致树桩坠落。从客观条件看，树桩的重量（17公斤）、坠落高度（楼顶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以及下方道路的通行属性，均要求行为人对“树桩可能坠落伤人”这一风险具有基本的预见义务。而韦某因图方便忽视了这一风险，最终导致致命后果，其行为完全符合“应当预见而因疏忽未预见”的过失犯罪构成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案发后韦某的积极救助行为（拨打120、等候调查）虽被法院认定为“自首情节”，但并未减轻其刑事责任的根本定性。这恰恰说明，法律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刚性的——任何因疏忽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都需为结果承担相应代价。

二、楼顶空间的“安全盲区”：高空坠物风险的日常性与隐蔽性

这起悲剧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折射出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高空安全隐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对居住空间的利用从平面向立体延伸，楼顶露台、阳台等“垂直空间”成为家庭园艺、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但与此同时，这些空间与公共区域的“垂直重叠”也埋下了安全隐患：一个未固定的花盆、一袋随意放置的装修垃圾、甚至是晾晒衣物时掉落的衣架，都可能成为“空中杀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将高空坠物致人损害的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强调“对于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本案中，韦某的行为正是典型的“过失坠物致人死亡”，而类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2023年杭州某小区曾发生居民在阳台修剪树枝时，树枝坠落砸中楼下儿童致其重伤；2024年南京某住户清理楼顶积雪时，冰块滑落砸中路人头部身亡……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现实：高空坠物的风险并非“小概率事件”，而是潜藏于日常生活中的“隐形威胁”。

具体到楼顶露台这一特殊空间，其安全隐患更具隐蔽性。相较于阳台，楼顶露台通常面积更大、障碍物更少，居民在使用时容易产生“空间开阔、不会掉落”的麻痹心理。但事实上，露台护栏的高度（通常1.1米左右）、边缘的承重能力，以及放置物品的稳定性，都需要经过严格评估。韦某将树桩竖放在护栏围墙上的行为，本质上是将“私人作业区”与“公共通行区”的安全边界彻底模糊——当树桩被放置在护栏顶部时，其重心已超出护栏内侧的安全范围，任何轻微的外力触碰（如起身时的肢体动作）都可能导致坠落。这种对空间安全边界的忽视，正是悲剧发生的关键诱因。

三、个体责任与公共安全的平衡：悲剧背后的行为反思

这起悲剧的核心矛盾，在于私人空间使用权与公共安全保障权的冲突。楼顶露台作为业主的专有部分（或共有部分），业主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二百九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

韦某的行为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他在移植树木时，为图操作便利将树桩放置在护栏围墙上，这种“图方便”的心理背后，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往往倾向于“成本-收益”的短期计算：将树桩放在护栏上，省去了搬运至安全区域的时间和体力成本；但他忽略了潜在的“风险成本”——树桩坠落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及法律后果。这种“重便利、轻风险”的思维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有人为省几步路将装修材料堆在阳台边缘，有人为晒被子将重物挂在护栏外，有人为修剪绿植探身出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