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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肩负着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使命，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然而，审视当前实践，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仍面临着乡村治理进程与乡村治理法律法规脱节、乡村法治和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乏力、“熟人社会”下情感治理与法治建设存在张力等多重困境。要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就应当正视问题，并以此为着力点，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前，乡村治理实践快速发展，但法律法规的供给却相对滞后，导致治理过程中出现诸多制度性障碍。因此，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成为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关键。

（一）加快乡村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回应乡村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型法律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中央与地方应共同推进乡村法律法规的建设。在中央层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法规政策为统领，进一步拓展乡村发展规划布局、乡村土地管理、乡村环境保护、村民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的立法，确保乡村发展有法可依。在地方层面，乡镇政府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法规，确保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同时，在法规制定过程中，乡镇政府应广泛征求村民、村级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确保法规能够反映农民的实际需求。

（二）提高乡村立法的质量，增加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乡村立法的关键在于落实，因此法律法规的条文应尽量具体、明确，避免过于原则化和抽象化。首先，在立法时应充分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确保法律法规能够在基层得到有效执行。其次，根据评估结果和乡村发展的新情况，乡镇政府要及时对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法规始终与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最后，乡镇政府应建立法规执行的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反馈意见，作为修订和完善法规的依据。

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乡村建设需要一支素质优良的法治人才队伍。法治人才队伍是乡村法治化运行的基石，只有引进、培育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才能推动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乡村法治人才的准入机制，吸引更多专业人才投身乡村法治建设。乡镇政府通过“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等政策吸引法学专业人才进乡村，定向引进法学专业人才和执业律师，鼓励他们深入乡村基层服务。为增强吸引力，政府应提供住房补贴、生活津贴、交通补助等经济支持，切实降低他们在乡村工作的生活成本，消除后顾之忧。同时，针对乡村实际情况，乡镇政府应当合理设置乡村法治人才的准入门槛，特别是在法律服务紧缺的地区，选拔人才要更加注重人的实践能力和服务意愿，避免因为过度强调学历和资历而流失人才。由此，逐步构建科学、灵活的乡村法治人才准入机制，为乡村治理法治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二）加强乡村法治人才的培训教育，提升其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针对当前乡村司法人员往往素质不高的问题，一方面，乡镇政府要组织乡村法治人才开展法律知识专项培训，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与乡村治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文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在提升其法律专业素养的同时，还要加强其知识运用能力。乡村问题往往复杂多元，这就要求工作人员不仅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还需拥有较高的沟通技巧和应变能力。乡镇政府要定期组织乡村法治人才参与实践锻炼，积累实务经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创新乡村法律服务模式，弥补人才不足的短板。乡村地区法治人才缺失的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伴随着互联网、AI等技术的深入发展，开拓新型的乡村法律服务模式已经成为弥补乡村法治人才不足、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新途径。在乡村地区推广“互联网+法律服务”模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线上法律咨询平台，让村民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就能便捷地获得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打破地域限制，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支持。

情感治理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治理传统和广泛的现实需求，特别在乡村地区，以情感为纽带联结村民，通过情感共鸣、道德教化和社会关系来维系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乡村善治。随着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在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将情感治理与法治建设有机融合。情感治理与法治建设的结合，既能够发挥法律的刚性约束作用，又能够通过情感纽带化解矛盾，实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

（一）尊重乡村社会的传统习俗和情感纽带，将其合理成分纳入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