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范进”的科举悲剧.docxVIP

《儒林外史》“范进”的科举悲剧

引言

在《儒林外史》这幅刻画明清士人众生相的长卷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体面与幻想。范进从五十四岁仍在童生行列挣扎的老书生，到一朝中举后喜极而疯的荒诞转折，其人生轨迹的剧烈震荡，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整个科举时代读书人群体的缩影。他的故事里，有物质的困窘、精神的扭曲、人性的异化，更有制度对个体的吞噬与碾压。本文将从悲剧的具体表现、深层成因及社会镜像意义三个维度，深入剖析范进的科举悲剧。

一、范进科举悲剧的具体表现

（一）长期困顿的生存困境：物质与尊严的双重崩塌

范进的悲剧，首先体现在中举前近乎窒息的生存状态中。小说中，他五十四岁仍未考取秀才，家中“穷得老鼠都不愿来”——住的是“茅草棚”，冬天没有取暖的炭火，夏天漏雨的屋顶连被褥都潮湿发霉；日常饮食更是“有上顿没下顿”，妻子和老母亲只能靠挖野菜、捡菜叶充饥。为了参加乡试，他向岳父胡屠户借盘缠，换来的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辱骂：“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邻居们见了他，要么绕道而行，要么背后指指点点，仿佛他是“不吉利的扫把星”。

这种困顿不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尊严的彻底瓦解。作为“读书人”，范进本应在传统社会中享有“士”的基本尊重，但科举的失败让他连最底层的农夫、商贩都不如。他去卖鸡换米时，抱着鸡在集市上“东张西望”，“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连问价的人都没有——此时的他，已被社会彻底边缘化，沦为“无用的废物”。这种长期的生存压迫，如同慢性毒药，逐渐啃噬着他的精神支柱。

（二）精神异化的扭曲过程：从麻木到偏执的病态蜕变

如果说生存困境是外在的“刀”，那么科举对范进精神的异化则是内在的“毒”。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到五十四岁仍未中秀才，三十多年的光阴里，范进的生命几乎被科举完全“绑架”。他的世界里只有“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其他诸如谋生技能、人情世故一概不通。当邻居告诉他“中了举人”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接着便“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看似荒诞的“疯癫”，实则是长期精神压抑后的总爆发。

更值得注意的是，范进的“疯”并非偶然。三十多年里，他无数次在希望与绝望中循环：每次应试前，他幻想“中了秀才就能考举人，中了举人就能做官”；落榜后，又用“下一次一定行”来自我安慰。这种反复的心理暗示，早已将科举成功异化为他生命的唯一意义。他不再是为了“求知”或“济世”而读书，而是为了“改变命运”“扬眉吐气”而读书。当这个唯一的人生目标突然实现时，他的精神世界反而因“目标真空”而崩溃——这不是“喜极而疯”，而是“被科举异化的灵魂终于撑不住了”。

（三）社会关系的荒诞反转：人情冷暖的世态炎凉

范进中举前后，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对比将悲剧推向了更深刻的层面。中举前，胡屠户骂他“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甚至在他借盘缠时“一口啐在脸上”；中举后，胡屠户却换了副嘴脸，称他“贤婿老爷”，说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连打他耳光时都“手早颤起来”，打完后“手掌弯不过来”，直叫“我这手今日怎的这样疼起来？”邻居们也从“避之不及”变成“簇拥着他”，有人拿鸡蛋，有人送白酒，还有人主动帮他去集市找走丢的鸡。更讽刺的是，张乡绅立刻前来攀亲，送银钱、送房子，称他“亲切的世弟兄”。

这种荒诞的反转，暴露了科举制度下社会关系的极端功利性。人们尊重的不是范进本人，而是他背后的“举人”身份；亲近的不是他的品德，而是他即将获得的权力与资源。范进从中举前的“人人踩”到中举后的“人人捧”，恰恰说明在那个时代，个体的价值完全被科举功名所定义。这种群体性的“趋炎附势”，不仅让范进的个人悲剧带上了社会性的讽刺，更让读者看到：科举制度不仅扭曲了个体，更毒化了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

二、悲剧背后的深层成因

（一）个体层面：价值认知的单一化与自我迷失

范进的悲剧，首先源于他对“读书”与“科举”关系的认知错位。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读书”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强调“为己之学”；但到了明清时期，科举成为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逐渐异化为“求功名”的工具。范进正是这种异化的典型受害者。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这里的“读书”，其实等同于“考科举”。他从未思考过读书的真正意义，也从未想过除了科举之外还有其他人生可能。这种单一的价值认知，让他将全部生命能量投入科举，最终沦为“科举的奴隶”。

此外，范进的性格特质也加剧了悲剧的必然性。他性格懦弱、缺乏主见，面对胡屠户的辱骂只会“唯唯诺诺”，面对生活的困境只会“逆来顺受”。这种性格使他无法跳出科举的牢笼，更无法在失败中反思和调整。他像一只被蒙住眼睛的驴子，围着“科举”这盘磨转了三十多年，直到耗尽所有精力，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