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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与土耳其讨论加沙停火协议

一、加沙停火协议的阶段性进展：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艰难推进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战火已延宕两年，造成超过数万人伤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的人道灾难。在此背景下，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终于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为持续两年的冲突按下“暂停键”。这一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双方从“军事对抗”转向“政治协商”的关键转折。

根据公开信息，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加沙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在24小时内后撤至双方商定区域；哈马斯在72小时内交还所有以方被扣押人员（包括20名幸存者和28具遗体）；以色列同步释放约250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由美国、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等国代表组成工作组，跟进协议执行并协调分歧。协议于当地时间10月10日12时正式生效后，以色列国防军开始沿更新后的部署线调整兵力，为人道援助进入和被扣押人员返回做准备。

然而，停火协议的执行并非一帆风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生效后明确表示，以军“仍在加沙地带驻守并控制所有关键区域”，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对哈马斯的“施压策略”，旨在为后续谈判争取主动权。与此同时，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协议生效后24小时内，仍有17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71人受伤，部分地区的零星冲突暴露出停火协议的脆弱性。加沙媒体办公室不得不紧急发声，呼吁民众保持克制，为冲突后的恢复阶段创造条件。

进入11月，停火协议的推进进入第二阶段。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与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于11月25日在开罗举行会谈，明确表示将与美国加强合作，遏制违规行为，确保停火持续，并推动第二阶段协议的落实。这一动作表明，尽管第一阶段执行存在摩擦，但国际调解方仍在积极推动进程，试图将“临时停火”转化为“长期稳定”。

二、土耳其的角色：从调解方到关键协调者的外交突破

在加沙停火协议的达成与推进过程中，土耳其的角色尤为引人关注。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土耳其既与哈马斯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哈马斯在土耳其设有政治办事处），又与以色列维持着有限的外交关系，这种“双重接触”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理想的调解方。

从协议签署的关键节点看，土耳其的参与贯穿始终。2025年10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主持加沙停火协议签署仪式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埃及总统塞西、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共同作为调解方出席，三方联合签署了协议文件。这一动作不仅体现了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升，更凸显了其作为“非传统调解方”的独特价值——相较于传统阿拉伯调解国，土耳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合作更为顺畅，能够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搭建更有效的沟通桥梁。

土耳其的调解作用还体现在协议执行的监督环节。根据第一阶段协议，由美国、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负责跟进双方执行情况。土耳其凭借其在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网络（土耳其红新月会等机构长期在加沙开展救援），能够更直接地掌握当地动态，及时向工作组反馈停火违规行为。例如，11月25日埃及时卡会谈中提到的“制止违规行为”，土耳其的实地信息支持被认为是关键支撑。

此外，土耳其的参与也反映了其“多极化外交”的战略意图。近年来，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中积极扮演“平衡者”角色，既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又保持与西方的对话，同时加强与伊朗等地区大国的互动。加沙停火调解正是这一战略的实践：通过推动和平进程，土耳其不仅提升了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道德影响力，也为其在巴以问题上争取了“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三、停火协议的挑战：从执行困境到长期和平的多重障碍

尽管加沙停火协议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能否从“临时停火”走向“持久和平”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是以色列的“战略保留”。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协议生效后强调“以军仍控制加沙关键区域”，这一表态揭示了以色列对停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国内要求“人质回家”的民意压力和长期战争导致的经济负担（据以色列央行数据，两年冲突已造成约500亿美元经济损失）迫使以方寻求停火；另一方面，以色列始终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不愿彻底放弃对加沙的军事控制。这种矛盾心态可能导致以军在后续谈判中设置更多“附加条件”，例如要求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接受国际监督等，而这些诉求显然超出了哈马斯的底线。

其次是哈马斯的内部压力。哈马斯作为加沙实际控制者，在冲突中遭受了重大军事损失（据以色列情报机构估计，哈马斯武装人员减员超过40%），其内部对停火协议的分歧逐渐显现。部分激进派认为，释放所有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等同于“放弃最后筹码”，可能导致后续谈判中失去主动权；而温和派则主张抓住停火机会，为加沙争取更多人道援助和重建资源。这种内部分裂可能影响哈马斯对协议的执行力度，甚至引发内部权力斗争，进而冲击停火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