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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的王位继承制

引言

王位继承制是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关系到权力的平稳过渡，更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宗族关系与政治秩序的构建。在中国古代王朝序列中，夏商两代作为“三代之始”，其王位继承制既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权力传承模式，又开启了“家天下”制度的先河，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演变的关键环节。从考古发现的零星线索到传世文献的片段记载，从“禅让”到“世袭”的转折，从“父死子继”到“兄终弟及”的交替，夏商王位继承制的演变轨迹，不仅勾勒出早期国家形态的成长脉络，更埋下了后世宗法制与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伏笔。本文将以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为基础，系统梳理夏商两代王位继承制的具体形态、演变逻辑及其历史影响。

一、夏朝：“家天下”的初步确立与继承制的雏形

（一）从“禅让”到“世袭”的关键转折

中国上古社会的权力传承，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主要表现为“禅让制”——即部落联盟首领通过推举贤能之人实现权力交接。《尚书·尧典》记载，尧因“子丹朱不肖”，故传位于舜；舜又因“子商均不贤”，传位于禹。这种“选贤与能”的模式，本质上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议事传统的体现。然而到了禹的时代，这一传统被打破。据《史记·夏本纪》载，禹原本按照惯例推举皋陶为继承人，但皋陶早逝；又推举益为继承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而“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最终，“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启正式继承王位，史称“夏启代益”。这一事件标志着“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王位继承从此突破“选贤”的限制，转向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世袭制”。

（二）夏朝继承制的实践形态：以“父死子继”为主，辅以“兄终弟及”

夏代的王位传承，目前可考的世系主要依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夏后帝启，禹之子”；启传子太康，太康失国后，其弟仲康继位；仲康传子相，相被寒浞所杀，其子少康中兴复国；少康传子杼，杼传子槐，槐传子芒，芒传子泄，泄传子不降，不降传弟扃，扃传子廑，廑传不降之子孔甲，孔甲传子皋，皋传子发，发传子桀。从这一世系中可以看出几个关键特征：

其一，“父死子继”是主流。自启之后，太康、相、少康、杼、槐、芒、泄、孔甲、皋、发、桀均为子继父位，占夏代17王中的12位（以《夏本纪》记载的17王为基数），比例超过三分之二。这说明夏朝已形成“子承父业”的基本观念，血缘直系传承成为权力交接的优先选择。

其二，“兄终弟及”作为补充。例如不降传位于弟扃，扃又传位于子廑，廑再传位于不降之子孔甲。这一链条中，不降与扃是兄弟，扃与廑是父子，廑与孔甲是叔侄（不降之子）。这种“兄传弟—弟传子—侄继叔”的复杂传承，可能反映了两种情况：一是当在位之王无子或子幼弱时，选择兄弟作为过渡继承人；二是宗族内部为平衡各支系利益，通过兄弟传承避免权力集中于单一子系。

其三，“失国”与“中兴”对继承制的冲击。太康因“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被东夷首领后羿驱逐，史称“太康失国”；其后仲康（太康之弟）、相（仲康之子）虽继位，但实际处于流亡状态；直至少康（相之子）联合有仍氏、有虞氏等部落击败寒浞，才恢复夏王朝统治。这一事件虽未改变继承制的本质，但揭示了外部势力（如东夷部落）与内部失德可能对继承秩序造成的破坏，也侧面反映出夏朝王权尚未完全稳固，继承制的运行仍需依赖诸侯与宗族的支持。

（三）夏朝继承制的社会基础：宗族组织的初步发展

夏朝继承制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私有制逐渐确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开始取代原始部落联盟，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宗族内部，父系家长的权威不断强化，财产与权力的传承自然倾向于直系后代。同时，夏朝的“家天下”需要通过明确的继承规则来维护“夏后氏”宗族的统治合法性——只有确保权力在宗族内部有序传递，才能避免因争夺王位引发的分裂，进而巩固对“万国”（即各部落方国）的控制。因此，夏朝的继承制本质上是宗族权力结构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其核心是通过血缘关系的界定，将王权与族权紧密绑定。

二、商朝：继承制的多元探索与向“父死子继”的回归

（一）商朝早期：“兄终弟及”的盛行及其动因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较夏朝更为复杂，其显著特征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长期并存，且“兄终弟及”在早中期占主导地位。据《史记·殷本纪》与甲骨文资料（如商王世系卜辞）的互证，商汤至祖丁的17位商王中，有11位是通过“兄终弟及”继位（如外丙继汤、仲壬继外丙、太甲继仲壬等），仅6位为“父死子继”（如太甲传沃丁、祖辛传沃甲、祖丁传南庚等）。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商族的社会结构保留了更多母系氏族遗风。商族早期可能仍处于“知母不知父”的阶段（如《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反映其始祖契为母简狄吞玄鸟卵所生），女性在宗族中的地位较高，这使得兄弟作为“同母所生”的血缘群体，其亲密性甚至超过父子。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