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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歧视的法律规制现状

引言

地域歧视作为社会偏见的重要表现形式，长期以“地域标签化”“身份污名化”等方式渗透于人际交往、就业招聘、公共服务等场景。从“某地人不可信”的民间传言，到招聘广告中“非本地户籍优先”的隐性限制，再到公共服务中“外地口音区别对待”的具体行为，地域歧视不仅损害个体尊严与平等权利，更可能激化区域矛盾、阻碍社会融合。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底线规则，其规制效力直接关系到反地域歧视行动的实际效果。当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规制体系，但实践中仍存在规范模糊、执行乏力等问题。本文将系统梳理我国地域歧视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实践困境，并结合域外经验探索完善路径。

一、我国地域歧视法律规制的规范体系

我国对地域歧视的法律规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公民平等权保护的整体框架中。从规范层级看，宪法提供了根本性依据，法律层面通过具体权利条款细化保护，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则针对特定领域补充规则，形成了“基础-细化-补充”的三级规范体系。

（一）宪法层面的基础性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为反地域歧视提供了最核心的价值指引与规范基础。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平等权条款是反对一切形式歧视的宪法依据。尽管条文未直接提及“地域歧视”，但其确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已涵盖地域身份的平等保护。例如，宪法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第48条关于妇女平等权的规定，均体现了“不因任何不合理差别对待”的核心精神，地域差异作为一种非本质的身份特征，自然被纳入平等权的保护范畴。可以说，宪法的平等权条款为后续法律规制地域歧视提供了“元规则”，任何针对特定地域的差别对待都需接受“是否具有合理依据”的宪法审查。

（二）法律层面的具体保护

在宪法框架下，各部门法通过具体权利条款对地域歧视进行规制，主要体现在人格权保护、就业平等、消费公平等领域。

《民法典》作为民事权利的“百科全书”，通过人格权编强化了对地域歧视的民事救济。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若地域歧视行为涉及泄露特定地域群体隐私（如公开传播某地人“不良习性”的不实信息），受害人可主张隐私权侵害；第1041条重申“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间接排除了因地域身份对婚姻自由的限制。更值得关注的是，《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继承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法总则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一“参照适用”条款为因地域歧视引发的人格尊严侵害提供了更灵活的请求权基础。

《劳动法》与《就业促进法》则聚焦就业领域的反地域歧视。《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虽未直接列举“地域”，但司法实践中已通过扩大解释将地域歧视纳入“等”字涵盖的范围。例如，某地法院曾审理一起“招聘广告明确拒绝某省籍应聘者”的案件，法院认为“地域身份与劳动能力无合理关联，构成就业歧视”，最终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精神损失。《就业促进法》第3条进一步强调“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为就业领域的地域歧视提供了更直接的禁止性规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若经营者因消费者地域身份（如外地口音）实施差别定价、拒绝服务等行为，消费者可依据该条款主张权利。例如，某旅游景区曾被曝光对外地游客收取更高门票，消费者协会介入后，景区因违反“平等交易权”被责令整改。

（三）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补充

针对特定领域或区域的地域歧视问题，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进一步细化了规则。例如，《居住证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通过保障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权益，间接消除因户籍地域差异导致的歧视。部分地方还结合实际出台专门规定，如某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明确禁止“经营者以地域来源对商品或服务进行贬低性宣传”；某直辖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办法》要求“公共服务机构不得因服务对象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等地域因素设置额外门槛”。这些规定弥补了法律层面的“笼统性”，使反地域歧视规则更具可操作性。

二、地域歧视法律规制的实践困境

尽管我国已构建多层次的规范体系，但地域歧视的法律规制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立法本身的不足，也涉及执法与司法环节的现实障碍，共同导致“纸面规则”与“现实效果”存在差距。

（一）立法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