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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战：思想交锋与历史抉择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此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困境，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纷纷涌入中国，试图为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势。

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方向。与此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在中国思想界泛起，其中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理论主张和看似美好的愿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工人行会的力量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反对暴力革命，排斥国家控制，鼓吹改良道路，实行生产自治。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阿瑟?约瑟夫?彭蒂、塞缪尔?乔治?霍布逊、贝兰特?罗素等。

1920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华讲学，他在讲演时表达了对苏俄社会主义的不满，认为中国经济、文化太落后，改造中国只能从开发财源、兴办教育入手，否认中国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反对进行革命。罗素的观点给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以理论上极大的支持，他们借此时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点燃了一场激烈论战的导火索。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发表时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提出“救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病症就是贫乏”，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大讨论。

在此背景下，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更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前途命运。研究这场论战，旨在深入剖析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复杂状况，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局限性，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提供有益的参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研究，如英国学者E.P.汤普森在其著作中对英国工人运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还有学者从政治思想、经济理论等方面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我们了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然而，国外研究往往侧重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和实践，对于其在中国的传播和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战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学者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如学者梁晋、刘鑫淼在《“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缘起》中指出，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起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还有学者对论战双方的观点和论据进行了详细分析，比较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同，如李奕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的影响及启示》中，深入剖析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的历程及实质，指出通过激烈的争论，科学社会主义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日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方向。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论战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梳理，以更全面地展现论战的全貌。另一方面，对于论战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如对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社会变革等方面的具体影响，研究还不够充分。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多数学者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缺乏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相关史料，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全面分析这场论战的起因、过程、内容、实质及影响，以期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20世纪20年代的报刊杂志、学术著作、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等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战的文章，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东荪、梁启超等论战参与者的著作和书信，深入了解论战双方的观点、论据和论证过程，为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同时运用历史分析法，将这场论战置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论战的影响，以及论战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把握论战的本质和意义。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