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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伦理视角看余华《活着》中的苦难叙述与道德困境

摘要

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其对个体生命苦难的极端书写而著称。本

文从叙事伦理的视角出发，旨在探讨这部作品在处理苦难叙述时所采

用的独特策略，及其引发的深刻道德困境。叙事伦理关注文本如何通

过其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者、声音、距离和结构）来构建与读者、人

物及所叙述事件之间的伦理关系。

本文运用叙事伦理中的“他者”理论、见证伦理与叙述责任等核

心概念，对《活着》的文本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发现，余华通过“我

”这一“倾听者”的中介叙述框架，以及一种高度克制、近乎冷漠的

“零度叙事”语调，刻意地拉开了叙述者与苦难事件、读者与人物之

间的情感距离。这种策略一方面拒绝了对苦难的廉价同情与情感消费

，迫使读者直面苦难的“不可言说性”；另一方面，这种情感的悬置

也带来了伦理上的挑战，即叙述是否沦为对“他者”痛苦的冷漠展示

，以及读者是否被置于一个道德上无所适从的“窥视者”位置。

本文认为，《活着》的叙事伦理核心体现在其对“意义”的消解

上：它拒绝为苦难赋予任何超越性的价值（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

是人道主义的），最终将“活着”本身呈现为一种超越传统道德判断

的、近乎“赤裸生命”的伦理形态，从而构成了其最深刻的道德困境

。

关键词：叙事伦理；活着；苦难叙述；道德困境；余华

引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派”转型后的重要代表作家，余华以其

对暴力、死亡和苦难的执着书写而占据了独特的文学地位。小说《活

着》无疑是其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之作，不仅在国内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更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部作品以主人公福贵跨越近半个

世纪的生命历程为线索，将其个人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宏大历史（内

战、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相勾连，但他所经

历的并非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而是一场无休止的、以“减法”形式

进行的家庭悲剧。他的亲人——父母、妻子、儿女、女婿、外孙——

相继以各种方式离世，最终只剩下他与一头同样名为“福贵”的老牛

相伴余生。

对苦难的极致呈现，构成了《活着》最核心的文本特征。然而，

正是这种对苦难的“不厌其烦”的堆砌与展示，使得作品自面世以来

便始终伴随着伦理层面的争议。赞赏者认为，余华以一种大慈悲的笔

触，书写了人类面对命运时的强大忍耐力，以及“活着”本身所蕴含

的朴素而坚韧的生命哲学。批评者则指出，这种叙述方式近乎“残忍

”，作者如同一个冷漠的上帝，以“展览”的方式将人物的痛苦赤裸

裸地呈现给读者，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甚至有“消费苦难”之嫌。

这些争议的焦点，实质上触及了文学叙述的核心伦理问题：作家

是否有权“虚构”如此极致的苦难？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再现”

他人的痛苦？叙述者应当与笔下人物的苦难保持怎样的“距离”？以

及读者在阅读这种苦难叙述时，应被置于何种伦理位置？这些问题，

正是“叙事伦理”所关切的。叙事伦理，作为伦理批评与叙事学结合

的产物，它所探讨的不仅仅是文本所传达的“道德主题”，更是叙事

“形式”本身所内含的伦理选择与价值立场。它追问的是“如何叙述

”的伦理意涵。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从叙事伦理的视角看，余华在《

活着》中究竟采用了怎样的叙述策略来处理“苦难”这一高风险的伦

理题材？这种策略（特别是其“倾听者”的叙事框架和“冷静”的叙

事语调）如何构建了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文

本最终所呈现的“活着”这一核心理念，又将读者引向了何种复杂的

道德困境？本研究的目标在于，超越对《活着》主题层面的褒贬，深

入其叙事肌理内部，剖析其叙述形式本身所蕴含的伦理张力与道德难

题，从而为理解这部作品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维度。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是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关于《活着

》的研究现状以及叙事伦理理论的发展，指出既有研究的不足与本研

究的切入点；其次阐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接着是本文的

核心，即研究结果与讨论，将从叙事框架的伦理定位、叙述声音的伦

理挑战以及“活着”本身的道德困境三个层面展开深入分析；最后是

结论与展望，总结研究发现，并指出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文献综述

围绕《活着》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讨论的广度与深度均

蔚为可观。国内外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路径：第一，

主题思想的阐释。这是占比最大的研究类型。学者们多聚焦于“活着

”这一核心意象的哲学内涵，探讨其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