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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支书自查自纠

第一章把准政治方向——“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再校准

1.1身份再确认

我出生在村西头老井旁，是吃红薯饭、喝塘水长大的农家娃。2018年换届时，全乡83名党员把信任票投给我，那一刻起，“书记”不再是称呼，而是契约：对组织的契约、对土地的契约、对2300名父老乡亲的契约。五年里，我把自己定位为“党的政策最后一米搬运工”“群众诉求第一棒接单人”，但近期通过逐户夜谈、对照党章、比对乡村振兴考核指标，我发现“身份认同”出现了微妙漂移：有时把“书记”当成“官”，把“带头”干成“带领”，把“服务”做成“管理”。政治方向的偏差，往往始于对身份认知的厘米级滑动。

1.2初心再回炉

我重走了三条路：一是当年父亲推着独轮车送我上学的5公里泥巴路；二是2019年争取高标准农田项目时，我拄着木棍在田间丈量的那条田埂；三是去年台风“暹芭”来袭，我和党员突击队连夜转移低洼户的那条避险路。三条路把“为了谁”的答案从口号还原成心跳：为了让老少爷们不再因泥泞而迟到课堂，不再因排涝无门而跪地求天，不再因危房而夜不能寐。回炉初心不是怀旧，而是把“人民至上”从文件语言转译为“一户不落、一刻不缓”的行动坐标。

1.3依靠再厘清

过去我总认为“依靠谁”就是依靠“村两委+党员+小组长”的行政体系，结果部分项目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悬浮现象。今年3月，我尝试把“依靠”半径扩大到“乡村治理共同体”：把返乡大学生、农机手、庙会会首、快手网红、老上访户全部请进“垸子夜话”。议题只有一个——“我们到底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连续七晚，我记录诉求137条，发现其中42%并非缺资金，而是缺“被看见”。依靠群众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把“你们”说成“咱们”，把“给项目”变成“给舞台”，把“替我干”转成“一起干”。

第二章透视权力运行——“小微权力”自查的八倍镜

2.1决策权：从“一言堂”到“众言堂”的裂缝

去年7月，我拍板把50万元壮大集体经济资金投向“稻虾共作”。尽管也开了“四议两公开”，但参会群众代表是我提前“筛选”的熟人，结果虾苗遭遇高温绝收，集体损失18万元。问题根源在“议题包装”：我把“想干”包装成“群众想干”，把“论证”简化为“通报”。此次自查，我重新翻出会议记录，发现“反对声音”一栏为零，这本身就是红色警报。

2.2审批权：从“一支笔”到“一张网”的漏洞

农村低保、危房改造、冬春救助，这三项审批权看似“小微”，却连着群众“生死线”。我逐条比对2022年度台账，发现两户已购城镇商品房的堂兄弟仍领低保，一户“人情保”线索指向我远房表婶。追问下去，是我把“入户核查”委托给小组长，小组长又委托给信息员，信息员碍于情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力一旦离开视线，就会长出人情、金钱、关系的“三头六臂”。

2.3采购权：从“自己买”到“平台买”的暗箱

2021年，我村通过“自建自营”方式购买35盏太阳能路灯，单价2980元。今年4月，我在县政府采购云平台发现同品牌同型号单价仅2180元，每盏高出800元，总价差2.8万元。暗箱操作手法是：供应商“贴心”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把灯杆、光源、电池拆分报价，再辅以“运费”“安装调试费”等模糊科目。我作为“甲方”却放弃比价权，实质是把集体钱包当成“人情红包”。

2.4用人权：从“谁听我的”到“谁帮群众”的扭曲

公益性岗位8人，其中5人与村干部存在亲属关系。表面程序合规：公告、报名、打分、公示一步不少，但“打分细则”里“干部评价”占比40分，群众评议只占15分，导致“谁听我的话”分数高过“群众信得过”。用人导向一旦扭曲，村庄就会陷入“干得好不如说得好”的逆淘汰。

第三章聚焦群众痛点——“十张问题清单”的生成逻辑

3.1夜聊“打捞”问题

我用“垸子夜话+微信小程序”双通道收集意见，不设限、不筛选、不解释，原汁原味导出“十张问题清单”：

（1）灌溉“最后一公里”断头渠还有670米；

（2）60亩撂荒地无人愿种；

（3）留守老人吃饭“凑合”，全年吃不上几顿热饭；

（4）村医室药品种类少，高血压药经常断货；

（5）快递只能到乡镇，取件往返30公里；

（6）农网电压低，打米机带不动；

（7）厕所改造补贴款2年未到账；

（8）文化礼堂被锁，成为“盆景”；

（9）红白事攀比，一桌酒菜标准飙到800元；

（10）部分脱贫户“政策养懒”，公益岗位出工不出力。

3.2数据“交叉验证”

我把清单与12345热线、信访记录、乡村振兴考核扣分项进行比对，重合度高达78%，说明“夜聊”不是“吐槽”，而是“精准画像”。

3.3情感“温度测试”

让在外青年给家乡“打分”，满分10分，结果综合得分6.1分，最低分3.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