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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调查中“犯罪记录”的查询合法性

引言

在人才流动频繁的当下，背景调查已成为用人单位、教育机构等主体了解相关人员过往经历的重要手段。其中，“犯罪记录”作为关键信息，既能帮助主体评估潜在风险，也可能因涉及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引发法律争议。近年来，因“无犯罪记录证明”查询范围扩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不当披露等问题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核心争议往往聚焦于“谁有权查”“凭什么查”“怎么查才合法”。本文将围绕背景调查中“犯罪记录”查询的合法性展开系统分析，结合法律规定与实践场景，厘清合法边界，为相关主体提供参考。

一、犯罪记录查询的法律依据体系

要判断背景调查中查询犯罪记录的合法性，首先需明确其法律渊源。我国对犯罪记录的管理与查询已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法律规范体系，涵盖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司法解释，为合法查询提供了明确指引。

（一）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明确将“犯罪记录”界定为敏感个人信息。该法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说明处理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同时强调，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这一规定为犯罪记录查询设定了“最小必要”和“知情同意”的基本原则——任何主体在背景调查中查询犯罪记录，必须证明查询行为与实现特定目的（如岗位安全性要求）直接相关，且已获得被查询人的明确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则从司法角度对犯罪记录的管理作出规定。其中，第二百八十六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明确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封存的犯罪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除非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这一制度直接限制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查询范围，为背景调查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形划定了严格的法律红线。

（二）专门性规范的具体指引

为落实上位法要求，相关部门出台了专门性规范。例如，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系统规定了犯罪记录查询的主体、程序、范围和法律责任。《规定》明确，犯罪记录查询分为单位查询和个人查询两类：单位查询适用于国家机关基于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如招录公务员、招用安保人员等）需要了解犯罪记录的情形；个人查询则是个人为证明自身无犯罪记录向公安机关申请的查询。

此外，《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强调，犯罪记录信息的管理机关应严格把握查询主体与查询目的，对依法应当保密的犯罪记录信息，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这些专门性规范细化了上位法的原则，为背景调查中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可执行的标准。

（三）地方性规定的补充完善

由于不同地区在社会治理需求上存在差异，部分省份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补充规定。例如，某省出台的《犯罪记录查询管理实施细则》明确，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需要查询犯罪记录的岗位外，用人单位不得将“无犯罪记录”作为普通岗位的招聘条件；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查询犯罪记录时，必须向公安机关提交加盖公章的书面申请，说明查询事由、依据及使用范围，并附被查询人签署的授权书。这些地方性规定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必要性”标准，防止犯罪记录查询被滥用。

二、犯罪记录查询的合法主体与权限边界

明确法律依据后，需进一步界定“谁有权查询犯罪记录”。根据现有规范，查询主体可分为国家机关、特定单位和个人三类，每类主体的查询权限与限制存在显著差异。

（一）国家机关：基于法定职责的“强制查询权”

国家机关（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有权依法查询犯罪记录。例如，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需要查询犯罪嫌疑人的过往犯罪记录以确定量刑情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需查询嫌疑人的犯罪记录以判断社会危险性；审判机关在判决时，需参考被告人的犯罪记录确定是否构成累犯。此类查询的合法性基础是“履行法定职责”，无需取得被查询人同意，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办案需要”范围内，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国家机关，也需遵守“最小必要”原则。例如，某基层法院在审理一起民事纠纷时，若当事人的犯罪记录与案件争议无关，法院不得主动查询；若确需查询（如涉及当事人是否具备诉讼行为能力），也应仅调取与案件直接相关的部分记录，不得扩大查询范围。

（二）特定单位：基于“国家规定”的“有限查询权”

除国家机关外，部分单位可基于“国家规定”获得犯罪记录查询权。这里的“国家规定”主要指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例如：

教育领域：《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