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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制度中的“行卷”与“温卷”

引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前代察举制的“以名取人”与后世明清八股的“以文取人”，唐代科举呈现出独特的“荐举与考试并重”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行卷”与“温卷”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环节，成为连接士人与官僚、文学与仕途的关键纽带。它们不仅是唐代士人求取功名的重要手段，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社会风气与文化生态。本文将围绕“行卷”与“温卷”的起源、运作机制及社会影响展开探讨，还原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全貌。

一、“行卷”与“温卷”的历史渊源与概念界定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土壤：荐举传统与考试制度的交织

唐代科举的雏形可追溯至隋代，但真正形成体系是在唐代。与后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严格考试制不同，唐代科举保留了魏晋以来“荐举”的传统。当时的科举考试（如进士科）虽有“省试”这一核心环节，但主考官的选拔标准并非完全依赖试卷成绩。一方面，唐代科举录取名额有限（进士科每年仅录取二三十人），主考官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了解考生的才学与品行；另一方面，唐代社会重视“门第”与“声望”，士人的社会影响力往往能为其仕途助力。这种制度设计与社会文化的双重作用，催生了“行卷”与“温卷”的实践。

（二）“行卷”与“温卷”的定义与区别

“行卷”指应试举子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如诗、赋、散文、传奇等）编辑成卷，呈递给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或主考官，以展示才学、获取推荐的行为。而“温卷”则是“行卷”的延续——若初次行卷未获足够关注，举子会在考试前再次投递作品，或补充新的创作，以“温”旧卷之“情”，强化对方的印象。二者本质上是同一行为的不同阶段：行卷是“初次展示”，温卷是“持续跟进”；行卷更重“才学证明”，温卷更重“情感维系”。

从时间线看，行卷通常在考试前数月进行（如每年秋冬的“选人集”时期），温卷则集中在考试前一两个月；从内容看，行卷多为举子最得意的代表作，温卷可能加入新创作或更贴近时事的作品；从对象看，行卷对象广泛（包括文坛领袖、地方长官等），温卷则更倾向于已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如主考官或其亲信）。

二、“行卷”与“温卷”的运作机制

（一）行卷的“三重选择”：作品、对象与时机

行卷的核心是“自我推销”，因此举子在准备过程中需完成三重选择：

首先是作品的选择。唐代行卷的文体极为丰富，诗、赋、骈文、古文、传奇皆可。但并非所有作品都适合行卷——举子需挑选能体现个人才学与个性的代表作。例如，擅长诗歌的举子会选律诗、古诗中的精品；长于议论者则递呈政论散文；甚至有举子创作传奇小说（如《莺莺传》的雏形便可能是某举子的行卷之作）。这些作品既要展现文学造诣，又要传递政治理想或道德品格。如白居易初次行卷时，以《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既显文采，又暗含坚韧之志，令考官顾况印象深刻。

其次是对象的选择。行卷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文坛领袖（如韩愈、柳宗元等），他们的品评能提升举子的社会声望；二是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如宰相、刺史），他们的推荐可能直接影响主考官的判断；三是科举主考官本人或其亲近者（如知贡举的属吏），直接向主考官展示才华可增加录取概率。但对象选择需谨慎——若投错对象（如向厌恶某文体的官员递呈该类作品），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中唐某位举子因向偏好古文的考官投递骈文，最终名落孙山。

最后是时机的选择。行卷的最佳时间是考试前的“游历期”。唐代举子多在秋季“秋试”（州县考试）通过后，赴长安参加次年春季的“省试”。这段时间（约秋冬之际）是行卷的黄金期：举子既已获得应试资格，又有足够时间在长安社交圈活动。此外，某些特殊场合（如官员的寿宴、文人雅集）也是行卷的好时机，举子可借此当面呈卷并与对方交流，增强印象。

（二）温卷的“情感经营”：重复投递与内容更新

温卷并非简单的“重复行卷”，而是一种更精细的情感维护。其核心在于“让对方记住自己”，因此举子会采取两种策略：

一是“旧卷新解”。初次行卷后，举子可能针对对方的反馈调整内容。例如，若某官员对其诗歌赞赏但对散文无感，举子在温卷时会补充更多诗歌新作，或在原有散文中添加注释，进一步阐释创作意图。这种“回应式”温卷能体现举子的用心与对对方意见的重视。

二是“新卷增彩”。更多举子会选择创作新作品作为温卷内容。这些新作往往更贴近时事或主考官的关注点。例如，若当年科举考题倾向于“民生”主题，举子的温卷可能包含《论均田制利弊》《劝农策》等政论文章；若主考官偏好“古体诗”，则补充《拟古诗十九首》之类的作品。这种“针对性”创作既展示了举子的才思敏捷，又传递出“投其所好”的诚意。

值得注意的是，温卷的频率需适度。唐代文献记载，多数举子温卷1-2次，少数因特殊情况（如初次行卷未获回应）会增至3次。过度温卷可能被视为“钻营”，反而招致反感。例如，晚唐笔记中提到某举子因连续五次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