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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称学校火灾后校方逼签赔偿协议

一、火灾后的”死亡协议”：亲情与权利的双重绑架

2024年1月19日深夜，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砚山铺村英才学校的一间宿舍被大火吞噬。这场夺走13名平均年龄仅9岁孩子生命、造成4人受伤的灾难，本应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然而，当悲痛欲绝的家长们连夜赶回河南，怀着见孩子最后一面的执念奔赴现场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安抚与解释，而是一份充满算计的赔偿协议——这份被家长称为”死亡协议”的文件，成了他们与孩子最后一面之间的一道冰冷关卡。

据多名遇难学生家长回忆，事发次日，他们一下飞机便被”安抚小组”接到方城县的宾馆。无论家长如何急切要求见孩子，工作人员始终以”先签协议”为前提。范永归作为其中一位家属，在描述当时场景时声音颤抖：“我脑子里全是孩子睡前的样子，可他们递过来的不是孩子的照片，是一张纸。”这份协议明确标注甲方为英才学校，乙方为遇难学生家属，约定的赔偿内容看似涵盖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合理项目，却暗藏关键条款：乙方收到赔偿款后，必须放弃就此事向任何主体主张权利，不得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且需做到”不诉不访”；协议双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外泄。更令人心寒的是，校方还以”晚签1天少10万”的金额递减规则施压，将亲情彻底异化为谈判筹码。

对于失去孩子的家庭而言，见孩子最后一面是最基本的情感诉求，却被校方当作逼迫签字的”软肋”。有家长在采访中哭着说：“孩子才9岁，我连他最后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他们说不签字不让进殡仪馆，我能怎么办？”这种将人性最脆弱的需求与利益绑定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基本的人伦常理，更暴露了校方在处理重大事故时的冷漠与短视。当本该承担责任的主体，用”协议”代替真诚的歉意，用”赔偿”掩盖对生命的尊重，其行为本身已构成对遇难者及其家庭的二次伤害。

二、协议背后的法律争议：“封口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从法律层面审视这份赔偿协议，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均存在重大疑问。首先，协议中”不得再向任何主体主张权利”“不诉不访”的条款，涉嫌侵犯公民的基本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对自身合法权益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限制。即便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也不能排除法律赋予公民的救济途径，尤其是在涉及重大人身损害的情况下，此类”放弃权利”的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其次，协议中的”保密义务”条款与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存在冲突。英才学校火灾是造成13名未成年人死亡的重大安全事故，属于社会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家长作为直接受害者家属，有权向社会公开事件细节以寻求帮助；公众也有权知晓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等关键信息，这是监督公共安全、预防类似悲剧的重要前提。校方以”保密”为由限制家长发声，本质上是试图掩盖问题、逃避舆论监督，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重大公共事件应及时公开信息”的要求背道而驰。

更值得关注的是”晚签1天少10万”的金额递减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家长在失去孩子的极度悲痛中，面临”见不到孩子遗体”的心理压力，同时被以赔偿金额减少相威胁，其签署协议的行为很难被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这种利用他人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迫使对方作出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予以否定性评价。

三、680天的真相等待：调查缺位下的信任危机

截至2025年12月，距离那场冬日火灾已过去680多天。寒风再次吹过方城县，13个家庭的疑问却仍未得到解答：着火时为何没有及时救援？宿舍门是否从外部锁死导致孩子无法逃生？当晚值班的老师和管理员去向如何？这些本应在事故调查中明确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是谜团。

事故发生后，河南省虽成立了调查组，承诺全面调查事故原因、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并及时公布结果，但家属及社会公众始终在漫长等待中。记者多次联系当地相关部门采访，均遭拒绝；事故调查进度、责任认定结果等核心信息始终未公开。这种”调查缺位”的状态，不仅让13个家庭的痛苦无法释怀，更引发了公众对事故处理透明度的强烈质疑。

对于家长而言，他们签署协议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问。有家长表示：“我们不要冷冰冰的赔偿款，只要知道孩子到底是怎么没的。”然而，调查结果的迟迟未公布，让这种追问变成了”求而不得”的煎熬。当本该为受害者主持公道的调查机制陷入停滞，当本应公开的信息被人为封锁，公众对政府公信力、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任正在悄然流失。

四、反思与呼吁：生命至上，以法治守护每个家庭的尊严

这场火灾暴露的不仅是校园安全管理的漏洞，更折射出重大事故善后处理中的系统性问题。从校方的”逼签协议”到调查的”久拖未决”，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与法律红线。

首先，校方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