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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通过决议：纪念“糖丸爷爷”

一、决议落定：“糖丸爷爷”走进全球公共纪念序列

2026年1月，第四十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一项决议，将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与贡献，正式写入全球公共记忆的核心场域——大会审议通过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提案，将这位被中国几代人亲切称为“糖丸爷爷”的病毒学家，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纪念活动。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精神与贡献，首次以联合国规格的纪念仪式，走向全球公共视野。

根据决议内容，2026至2027年间，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将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科普展览、校园纪念行动等系列活动：在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将开设“顾方舟生平陈列馆”，展出其研发疫苗时的实验记录、糖丸原型等文物；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将举办“糖丸与全球儿童健康”主题展，用数据与影像呈现顾方舟对全球脊灰防控的推动；在意大利罗马，国际儿童健康组织将联合当地高校开展“寻找身边的‘糖丸精神’”征文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案说明中强调：“顾方舟的工作不仅让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的本土消除，更以‘糖丸疫苗’这一低成本、易推广的创新形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儿童健康解决方案。他用责任与勇气诠释的‘科学为民’理念，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全球公共福祉’的核心使命。”

这一决议的背后，是中国科学家的贡献首次从“国家记忆”走向“全球记忆”——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仅为牛顿、爱因斯坦等少数科学巨匠举办过诞辰纪念活动；而顾方舟，成为首位以“解决民生痛点”为核心贡献入选的中国现代科学家。

二、一颗糖丸的诞生：用生命赌赢的“儿童保卫战”

顾方舟与“糖丸”的故事，始于一场差点击溃中国家庭的“病魔海啸”。

1955年夏天，江苏南通突发大规模脊灰疫情：短短3个月内，1680名儿童确诊感染，466人不幸夭折，幸存患儿中80%留下下肢瘫痪、肌肉萎缩的终身残疾。当时的中国，对脊灰病毒的认知几乎空白——没有检测试剂，诊断全靠医生的临床经验，误诊率高达30%；没有自主疫苗，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美国生产的死疫苗，每针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3个月的工资，根本无法大规模推广。

“我是学病毒学的，我不能看着孩子们被病魔夺走未来。”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脊灰研究组组长，开启了“与病毒抢时间”的研发之路。

1959年，顾方舟率队赴苏联学习活疫苗技术（活疫苗成本仅为死疫苗的1/10，且能形成群体免疫，但需解决“减毒稳定性”难题）。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在昆明的深山里建立疫苗基地，用5个月时间完成了首批活疫苗的试生产。但最关键的“人体试验”成了瓶颈：谁愿意让孩子承担未知风险？

“我先试。”顾方舟拿起装有疫苗的试管一饮而尽。一周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证明疫苗对成年人安全。但儿童的免疫系统更脆弱，必须验证对孩子的安全性——顾方舟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让自己1岁的儿子小东，成为首个儿童受试者。

“如果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试，我怎么说服别人？”顾方舟说。幸运的是，小东接种后无任何不良反应。随后，团队在昆明2000多名儿童中开展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安全有效。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紧急送往11个脊灰高发城市，仅3个月就将发病率降低了90%。

但顾方舟并未止步：液体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对于交通不便的农村来说，运输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想到了中医制丸的方法，用奶粉、奶油、葡萄糖将液体疫苗包裹成“糖丸”——这一创新让疫苗无需冷藏，常温下可保存一周，农村孩子终于能“像吃糖一样打疫苗”。

1962年，“脊灰减毒活疫苗糖丸”正式问世。此后30年里，糖丸覆盖了中国每一个角落：1978年纳入国家免疫规划，1994年中国报告最后一例本土脊灰病例，2000年7月，顾方舟在“中国消灭脊灰证实报告”上签字，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37个消除脊灰的国家。

三、从中国到世界：科学精神的跨时空传承

顾方舟的贡献，从未局限于中国。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向非洲、东南亚国家捐赠糖丸疫苗。在尼日利亚，糖丸让当地脊灰发病率从1988年的每10万人50例，降至2000年的每10万人1例；在柬埔寨，糖丸疫苗覆盖了95%的儿童，帮助该国在2015年实现脊灰消除。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全球脊灰病例从1988年的35万例，降至2025年的不足100例，其中“糖丸疫苗”的推广贡献了约30%的降幅。

“顾方舟的‘糖丸精神’，是‘科学为民’的最好诠释。”WHO总干事谭德塞在2026年新年致辞中说，“他没有追求‘高端论文’，而是把精力放在‘让孩子吃得起、吃得到疫苗’上；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誉，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和孩子的安全，为科学背书。这种精神，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宝贵财富。”

联合国的纪念决议，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全球认证”。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