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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侵权责任及案例

引言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枚鸡蛋从几十米高空坠落能砸碎颅骨，一个花盆坠落可致人当场死亡。这类行为不仅威胁公众生命安全，更因责任认定复杂、取证困难，长期困扰司法实践。随着近年来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典型案例的裁判，高空抛物的侵权责任规则逐渐清晰。本文将围绕法律规定、责任认定、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揭示这一“头顶上的安全”背后的法律逻辑，为公众理解自身权利义务、防范风险提供参考。

一、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明确，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体现。从早期法律规定的模糊到《民法典》的系统规范，相关规则经历了从“填补损害”到“预防优先”的理念升级。

（一）法律渊源的演变与核心条款

我国对高空抛物的规制最早可追溯至《侵权责任法》第87条，该条款首次确立了“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一规定虽在实践中引发“连坐”争议，但为受害者提供了基本救济途径。随着社会对高空抛物危害的认知深化，《民法典》第1254条在继承原有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完善：不仅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还细化了侵权责任主体（包括抛物者、可能加害人、物业服务企业），并强调公安等机关的调查职责，形成了“预防—追责—救济”的完整链条。

例如，《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这一条款通过“禁止性规定+责任划分”的结构，既宣示了行为的违法性，又明确了不同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方式。

（二）责任主体的多元性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主体并非单一，而是包含直接侵权人、可能加害人、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主体，各方责任根据过错程度与法律规定各有不同。

直接侵权人是指实际实施抛物行为的人，这是最核心的责任主体。根据“自己责任”原则，抛物者因故意或过失导致他人损害，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直接损失，若造成严重后果（如死亡），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可能加害人的责任则是法律为平衡“救济受害者”与“避免不当追责”作出的特殊安排。当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时，法律推定建筑物中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使用人（通常指抛物发生地建筑物的全体住户）承担补偿责任，但允许其通过举证（如案发时不在场、未使用过相关物品等）免除责任。这种“过错推定”的设计，既避免了受害者因无法举证而无法获赔，又通过“补偿”而非“赔偿”的表述，降低了可能加害人的责任强度。

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源于其管理义务。《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例如，物业需安装监控设备、设置警示标识、定期检查阳台堆放物等，若未尽到这些义务导致损害发生，需承担相应责任。

二、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认定逻辑

责任认定是处理高空抛物纠纷的关键环节，需结合行为性质、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从司法实践看，核心在于解决“谁该担责”“担多少责”两个问题。

（一）归责原则的适用：过错推定与无过错责任的结合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现了“以过错推定为基础，特殊情形无过错责任补充”的特点。对于直接侵权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需证明其存在故意或过失（如明知楼下有人仍抛掷物品）。但在无法查明直接侵权人时，对可能加害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法律先假设其有过错（可能实施了抛物行为），若其无法证明自己无过错（如提供监控证明案发时外出），则需承担补偿责任。

对于物业服务企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需证明其未履行管理义务（如未安装监控导致无法查明侵权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某小区曾发生高空抛物致人受伤事件，但物业因监控损坏无法提供关键画面，法院最终认定物业未尽管理义务，需承担20%的赔偿责任。

（二）免责情形的具体认定

可能加害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均可通过举证免除或减轻责任，但举证内容与难度各有不同。

可能加害人的免责需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实践中常见的证明方式包括：提供案发时不在场的证据（如监控记录、出差车票）、证明房屋未住人（如长期空置且有物业记录）、证明物品非自家所有（如抛掷物为特定品牌，而自家未使用过该品牌）等。例如，某案例中，某住户通过调取电梯监控，证明案发时其正在下楼，且家中无符合抛掷物特征的物品，最终被法院认定无责。

物业服务企业的免责需证明已尽到管理义务。例如，某小区物业安装了覆盖公共区域的高清监控，定期检查阳台防护栏，在楼道张贴高空抛物警示标语，若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