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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障”政策探索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就业形态深刻变革，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家政服务人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传统企业职工相比，灵活就业者面临更复杂的职业风险——他们可能在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可能因搬运重物扭伤腰部，也可能因设备故障被烫伤。这些在“工作时间”发生的伤害，却常因劳动关系模糊、保障制度滞后等问题，陷入“受伤容易，维权艰难”的困境。如何为灵活就业者构建适配的工伤保障体系，既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民生课题，也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命题。

一、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障的现实困境

灵活就业者的工伤保障问题，本质上是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与新型就业形态之间的“适配性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覆盖范围、认定标准、待遇支付等多个环节，导致劳动者权益保护出现“真空地带”。

（一）覆盖范围：劳动关系认定成为“拦路虎”

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要求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保费。但灵活就业者的就业形态打破了这一框架：外卖骑手与平台可能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家政服务人员多通过中介或个人接单，网约车司机可能同时接入多个平台。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特征，使得灵活就业者难以被纳入传统工伤保险覆盖范围。

以某外卖骑手张某为例，他与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平台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某日张某送餐时被车辆撞倒，导致腿部骨折。当他申请工伤认定时，人社部门要求提供劳动关系证明，而平台坚称双方是“合作关系”，最终张某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向肇事方索赔，耗时一年多才获得部分赔偿。类似案例在灵活就业群体中并不少见，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工伤保障“应保未保”。

（二）认定标准：传统规则难以适配新型场景

即使部分灵活就业者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的具体标准也常与实际工作场景脱节。传统工伤认定强调“三工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但灵活就业者的工作时间弹性化（如网约车司机可自主选择接单时段）、工作场所流动化（如快递员在全城配送）、工作内容碎片化（如网络主播需同时兼顾直播、选品、售后），使得“三工”边界难以界定。

例如，某网约车司机王某在非高峰时段选择“顺路接单”，在从家到超市购物的途中接到订单，前往接客时发生车祸。此时，“是否属于工作时间”“是否在合理工作场所”成为争议焦点：平台认为王某未处于“在线接单”状态，事故与工作无关；王某则认为接单行为本身属于工作准备。这种因工作模式特殊性引发的认定争议，往往导致工伤认定周期延长、结果不确定，劳动者维权成本大幅增加。

（三）待遇支付：责任主体缺位加剧维权难度

即使成功认定工伤，灵活就业者的待遇支付也面临挑战。传统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待遇由基金支付，形成“风险共担”机制。但灵活就业者若未参保，或参保主体不明确，待遇支付责任可能落在个人或平台身上。而平台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常以“信息中介”身份规避责任，导致劳动者陷入“索赔无门”的困境。

某家政服务人员李某在雇主家中擦窗时坠落受伤，经鉴定为九级伤残。李某认为自己是在“工作中受伤”，要求家政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平台则称仅提供信息匹配服务，李某与雇主直接建立服务关系，应由雇主赔偿；雇主则以“未签订合同”“李某操作不当”为由拒绝赔偿。三方推诿下，李某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虽获得部分赔偿，但已花费数万元医疗费和诉讼费用，生活陷入困境。这种“责任链条断裂”的现象，暴露了灵活就业工伤保障中“谁来赔”的核心矛盾。

二、政策探索的关键难点与突破方向

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障的制度设计，涉及劳动关系界定、参保模式创新、责任主体划分等多重挑战。要破解这些难题，需跳出传统工伤保险的“企业-职工”框架，构建适应新型就业形态的“平台-劳动者-政府”协同机制。

（一）难点一：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地带”如何清晰化

劳动关系是工伤保险的逻辑起点，但灵活就业的“去劳动关系化”特征，使得传统认定标准（如人身隶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难以直接适用。例如，平台对骑手有“在线时长”“接单率”等管理要求，体现了一定的人身隶属性；但骑手可自由选择接单与否，又具有自主性。这种“半从属性”关系，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分歧——有的案例判定为劳动关系，有的则判定为民事合作关系。

突破这一难点，需要建立“弹性化”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例如，可探索“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将具有一定从属性但不符合传统劳动关系全部特征的灵活就业者纳入特殊保障范围；或通过“要素清单”方式，明确工作管理、收入构成、生产资料归属等关键指标，作为认定依据。这种分类处理的方式，既能避免“一刀切”否定劳动关系，又能为工伤保险参保提供明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