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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诗家对《诗经》的接受与阐释：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学交流与传承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书于春秋时期，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有目无辞）。其内容丰富，涵盖了爱情、劳动、战争、祭祀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在古代，《诗经》不仅是文学作品，还承担着政治、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被视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孔子曾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强调其在品德熏陶方面的重要作用，还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足见《诗经》在古代文化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诗经》逐渐传入周边国家，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代东亚，中国长期处于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以汉字为基础、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向周边辐射。《诗经》作为汉文化的重要代表，成为周边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它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融入当地的文化教育、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东亚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

韩国（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地缘相近，政治文化交流频繁，很早就受到《诗经》的影响。据记载，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三国时期《诗经》已成为朝鲜人的基本教材。公元372年，高句丽设立太学，《毛诗》（即《诗经》）成为教育内容之一；公元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公元765年，新罗王朝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目之一。此后，《诗经》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研究不断深入，对当地的文学、语言、教育、建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丽时期（918-1392年）是朝鲜半岛《诗经》研究和接受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高丽王朝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热心倡导中国学术，从中国输入大量汉籍。公元958年，高丽光宗采纳中国后周文人双冀的建议，建立科举制度，将《诗经》定为士人考试科目，极大地推动了《诗经》在高丽的传播与研究。睿宗4年（1109），高丽王朝的国学分为七斋，其中经德斋主修《毛诗》，睿宗还多次亲临清燕阁要求讲授《诗经》，可见当时对《诗经》的重视程度。在高丽诗家的作品和文论中，频繁出现对《诗经》的引用、化用和评论，他们从《诗经》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内涵和理论体系。

研究高丽诗家论《诗经》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文化交流角度看，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中韩古代文化交流的历程和内涵。《诗经》在高丽的传播与接受，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通过研究高丽诗家对《诗经》的解读和运用，可以揭示两国在思想、文学、教育等领域的互动与影响，为中韩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从文学研究角度看，高丽诗家对《诗经》的借鉴和创新，丰富了东亚文学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他们在接受《诗经》的过程中，结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对《诗经》进行本土化的阐释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理论观点，为东亚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研究高丽诗家论《诗经》也有助于拓展《诗经》研究的边界，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诗经》的价值和影响，为当代《诗经》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2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高丽诗家论《诗经》的具体内容、特点及其在中韩文化交流和东亚文学发展中的影响。通过对高丽诗家的作品、文论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梳理他们对《诗经》的理解、阐释和运用方式，探讨《诗经》在高丽文学创作和理论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揭示高丽诗家论《诗经》的独特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以下方法：

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和整理高丽时期的诗家作品、诗话、文集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古籍注疏等，全面掌握高丽诗家论《诗经》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些文献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挖掘其中关于《诗经》的论述、引用、化用等内容，为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例如，深入研究崔滋的《补闲集》、南孝温的《秋江冷话》等诗话中对《诗经》的评论，以及李奎报、郑梦周等诗家作品中对《诗经》意象、句式的运用。

比较分析法：将高丽诗家对《诗经》的论述和运用与中国古代诗家进行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探究高丽诗家在接受《诗经》过程中的本土化特色和创新之处。同时，比较高丽不同时期、不同诗家对《诗经》的理解和运用差异，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比如，对比高丽诗家与中国唐宋诗家对《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分析高丽诗家如何结合本国文化背景赋予比兴手法新的内涵。

文化阐释法：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探讨高丽诗家论《诗经》背后的文化因素，包括高丽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对其《诗经》接受的影响。通过文化阐释，深入理解高丽诗家对《诗经》的独特解读和运用方式，以及《诗经》在高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分析高丽科举制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