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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支教工作总结

2025年2月，我带着对乡村教育的憧憬和对孩子们的期待，来到了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XX村小学。这所学校坐落在半山腰，共有6个年级7个教学班，198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占比63%，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28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12名教职工中，50岁以上的教师占6人，年轻教师多为特岗或支教老师，流动性较大。初到这里时，我被眼前的景象触动：斑驳的教学楼墙面、操场边漏雨的杂物间、孩子们冬天还穿着单薄的校服，但他们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却比任何设施都更耀眼。我担任四年级语文和三年级英语教学工作，同时协助学校管理图书角和组织课后服务，一年的支教时光在忙碌与充实中悄然走过，那些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的点滴，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日常教学中，我首先面临的是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的问题。四年级语文课堂上，有的学生能流畅背诵古诗，有的却连拼音都认不全；三年级英语课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字母。最初两周，我用摸底测试和家访相结合的方式，逐一对112名学生建立学情档案：记录他们的家庭情况、学习习惯、知识薄弱点，甚至包括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针对拼音基础薄弱的学生，我利用每天早自习前20分钟开设“拼音小课堂”，用卡片、动画和儿歌帮助他们攻克难关；对于英语学习有畏难情绪的孩子，我设计了“英语积分银行”制度，课堂发言、作业完成、单词背诵都能积累积分，兑换文具或担任“小老师”的机会。班里有个叫小宇的男孩，父母在外打工，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课堂上总是低着头，作业经常拖欠。第一次家访时，我看到他家昏暗的堂屋里，唯一的书桌堆满了杂物，奶奶说：“这娃晚上就着煤油灯写作业，眼睛都熬红了。”那天回去后，我不仅给他买了护眼台灯，还每天放学后留他在教室写作业，一边辅导一边和他聊天。三个月后，小宇的语文成绩从52分提升到78分，课堂上也开始主动举手发言，有一次他在作文里写道：“王老师的台灯像太阳一样，照得我心里暖暖的。”

为了让课堂更生动，我尝试将乡村生活融入教学。语文课上学习《葡萄沟》，我带着学生观察学校后山上的野葡萄藤，让他们用五感法描写果实的样子；写《我的植物朋友》时，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玉米苗、蒲公英，在教室窗台上建了“植物角”，每天记录生长变化。英语课上，我把课本里的“超市购物”场景，换成了“村口小卖部”，让学生用英语模拟买零食、问价格；学习动物单词时，带着他们去田埂上观察水牛、蜻蜓，用手机拍下照片做成单词卡片。这些贴近生活的教学方式，让原本沉闷的课堂变得活跃起来，学生的作业也从应付变成了期待。有个女生在日记里写道：“以前觉得学习像啃硬骨头，现在觉得像摘野草莓，越学越甜。”

除了常规教学，课后服务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学校原本的课后服务只有作业辅导，我和其他支教老师商量后，开设了“七彩兴趣课堂”：周一书法课、周二绘画课、周三故事创编、周四科学小实验、周五合唱队。我负责故事创编和科学小实验，每次上课前都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材料：科学课做“火山爆发”实验，我用食用碱、白醋和色素代替专业试剂；故事创编课，我从网上下载绘本模板，让孩子们画出自己的故事，再帮他们配上文字。记得第一次科学课，我带着孩子们用塑料瓶、气球和小苏打做“动力小车”，当看到气球充气后带动小车前进时，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个平时调皮的男孩激动地说：“原来科学这么好玩！我长大想当科学家！”为了让兴趣课堂持续下去，我联系了大学时的公益社团，募集到200多本绘本、50套绘画工具和一批实验器材；还利用周末时间，带着孩子们去镇上的废品回收站，捡回纸箱、瓶盖等“废品”，做成手工作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却让孩子们的眼睛里有了更多光彩，有家长告诉我：“娃以前放学就抱着手机玩，现在回家总说要准备明天的实验材料，连电视都不看了。”

乡村教育的难点，往往不在课堂内，而在课堂外。这一年里，我走遍了学校周边的12个自然村寨，累计家访87次。有个叫小梅的女生，期中考试后突然不来上学，电话联系家长，她妈妈在广东打工，语气不耐烦：“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当天就借了辆摩托车，骑了两个多小时山路找到她家。小梅正在猪圈里喂猪，看到我时眼圈红了。她奶奶悄悄告诉我，家里准备让她去东莞的电子厂打工，已经买好了车票。我和小梅妈妈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从义务教育法讲到女孩子读书的重要性，又承诺帮小梅申请贫困生补助和营养餐补贴，终于说服她让孩子重返校园。回校后，我让小梅担任故事创编课的组长，她写的《大山里的星星》还在县里的征文比赛中获了奖。后来她妈妈打电话来说：“王老师，谢谢你没让我耽误孩子，现在她天天跟我视频说学校的事，我才知道读书真能让娃有出息。”

资源匮乏是乡村学校的普遍难题。开学初，我发现学校图书角的书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旧课本，孩子们课间只能追跑打闹。我在朋友圈发起“一本书点亮一个梦想”的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