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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审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两歧性与统一性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汪曾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崭露头角，凭借《邂逅集》踏入文坛，其早期作品便展现出独特的文学气质。后因历史原因，创作中断，直至80年代发表《受戒》后，再度回归大众视野，此后佳作频出，如《大淖记事》《异秉》等，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清新自然的语言、诗意的叙事风格以及对人性和生活的细腻描绘，深受读者喜爱。他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人性的美好与生活的诗意，以恬淡从容的笔触展现出民间生活的质朴与温情。他笔下的世界，无论是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还是北方小镇的世俗百态，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

然而，在汪曾祺小说看似和谐、平淡的表象之下，实则蕴含着诸多矛盾与复杂的元素。这些元素相互交织，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的两歧性，同时又在更深层次上呈现出统一性。研究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两歧性及统一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丰富内涵。通过剖析他如何在高雅与世俗、平淡与奇崛、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与融合，我们能洞察他对文学、生活和人性的独特思考。这不仅能深化对汪曾祺个人创作的研究，也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的认识，挖掘其作品在当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2研究现状与综述

学界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颇丰。自1980年唐挚《赞〈受戒〉》一文发表以来，汪曾祺研究逐渐兴起，历经多个阶段的发展，研究视角不断拓展，成果日益丰富。

在早期研究中，主要聚焦于对汪曾祺小说单篇作品的赏析，以及对作品中传统文化意识、题材主旨和创作风格的探讨。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笔下人物传统美德，突出赞美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季红真分析其笔下旧知识分子身上儒道精神的相辅相成，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整体影响，其中儒家影响最直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探讨其作品中儒道佛思想的相互渗透，认为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之美。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从“入世的和谐”和“出世的和谐”两方面深入剖析，与林江合写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对汪曾祺所受儒道影响研究进行了小结。

同时，研究者对汪曾祺小说的文体风格也给予了关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特征成为研究热点，其语言的平实自然、简洁精练、风趣幽默以及富有地方特色和诗意盎然等特点被深入挖掘。晏朦朦在《文本细读之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点》中指出，汪曾祺小说具有口语化和戏谑化的语言特色，使其作品充满别样韵味。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部分研究对汪曾祺小说中深层的矛盾和复杂性挖掘不够，未能充分阐释其作品中两歧性元素的内在关联和统一机制。在研究视角上，虽然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在某些方面仍显单一，如对其小说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呈现的两歧性及统一性的动态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集中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相对不足。本文旨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独特视角深入挖掘汪曾祺小说的深层内涵，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深入剖析汪曾祺的小说文本，从语言、结构、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入手，挖掘其中蕴含的两歧性及统一性元素。通过对《受戒》《大淖记事》等具体作品的细致解读，分析其在描写世俗生活场景时所展现出的高雅情趣，以及在平淡叙述中蕴含的奇崛之处，探寻传统元素与现代意识在文本中的融合。

同时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汪曾祺的小说与同时代作家以及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其在创作风格、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清晰地凸显其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将汪曾祺与沈从文进行对比，探究他们在对人性的书写、对地域文化的展现等方面的传承与创新；与归有光等古代文人对比，分析汪曾祺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两歧性及统一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地研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以往研究多侧重于某一单一特征，而本文深入剖析其小说中高雅与世俗、平淡与奇崛、传统与现代等看似矛盾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小说创作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分析汪曾祺小说创作与时代文化、社会背景的关联，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两歧性体现

2.1高雅与世俗的并置

2.1.1高雅特质的呈现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是前清“拔贡”，治家有方，自奉甚薄，爱好古董字画，曾亲自教他《论语》和书法；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在这样的家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