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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以金融之力，铺就扶贫之路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贫困问题始终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关乎着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我国，尽管经过长期不懈奋斗，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致贫以及推动相对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持续发展，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普惠金融作为一种致力于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公平、可及、有效金融服务的理念和实践，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传统金融体系往往由于服务门槛高、服务范围有限等原因，将大量贫困人口和小微企业排除在外，而普惠金融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它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那些被传统金融忽视的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便利，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摆脱贫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机会。

从宏观层面来看，普惠金融能够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为扶贫工作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微观层面而言，它可以直接帮助贫困人口获得信贷资金用于创业、生产经营或改善生活条件，提供储蓄、保险等金融服务帮助他们管理风险、积累财富，提升金融素养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金融工具。因此，研究基于扶贫目标的普惠性金融发展，对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深入探究普惠金融在扶贫中的作用机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金融扶贫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为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思路和方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在扶贫工作中的金融助力作用。

在学术研究方面，尽管已有不少关于普惠金融与扶贫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普惠金融在扶贫实践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有的研究在一些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对于普惠金融与扶贫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不够深入，对金融科技驱动下普惠金融创新扶贫模式的探索还不够全面等。本研究将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普惠金融与扶贫相关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普惠金融与扶贫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在普惠金融的定义和内涵方面，Khan（2011）将其定义为以合理的成本使弱势群体能够享受金融服务；IkebanaMarBindAdamant（2007）提出普惠金融的目标在于使所有人群都能接触并便捷地享受到自己所需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在普惠金融与扶贫关系的研究上，部分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贫困减缓，如ElisabeGomesSantanaFélix（2019）针对东南亚地区欠发达国家的研究提出小额信用贷款能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BruhnM和LoveI（2014）发现金融准入对低收入个人和银行渗透率低地区的个人的劳动力市场活动和收入水平有很大影响，为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或对贫困地区公司及产业进行资金支持可减缓贫困。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Navajas（2000）分析玻利维亚小额供资组织外联深度数据后认为普惠金融不能有效治理贫困；Rogerson（2012）研究发展中世界扶贫旅游业后得出实施金融无法有效降低贫困地区现状，甚至可能加剧贫困的结论。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普惠金融实施和贫困减缓存在非线性关系，如Townseed及Ueda（2003）通过实证论证调整G-J模型，分析得出推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呈倒U曲线。在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KempsonWhitley（1999）通过研究金融排斥建立了六维标准（价格、营销、地理、自我、条件、评估）用以评价金融排斥程度；印度学家ArmandArms（2008）以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为基础，选择银行渗透度、金融服务可得性、使用情况三个方面作为定量测度指标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国内学者对普惠金融与扶贫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普惠金融的概念和内涵剖析上，焦瑾璞（2010）认为普惠金融体系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变革，更注重受众公平性；曲绍丹（2019）梳理了我国普惠金融产生和发展轨迹以及不同阶段侧重点的变迁，论证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融合。在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政策建议方面，吴国华（2013）介绍了普惠金融国际发展经验，并提出从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议；曹俊勇等（2020）通过分析国际普惠金融经典案例，从供给侧设计了应对乡村金融网点缺少、贫困户融资难等问题的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模式。在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上，陈莎和周立（2012）基于“金融密度”指标（地理、人口、行政、经济）建立衡量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农村金融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