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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门诊抑郁症患者经济负担与生活质量的关联性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抑郁症作为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性精神疾病，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核心症状群包括情绪低落、持续性疲乏、动力缺乏等，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8%的人口，即约2.8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且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高居全球疾病负担第一位。在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也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精神健康。

抑郁症不仅对患者个体造成极大痛苦，还对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从经济角度看，抑郁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因病误工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以及对家庭和社会资源的占用，都构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据估算，全球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和医疗费用高达数千亿美元。在英国，抑郁症每年给国家造成86亿英镑的损失；在美国，2000年抑郁症经济负担达831亿美元，其中直接医疗成本261亿美元，误工损失515亿美元。在中国，虽然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但随着抑郁症患者数量的增加，其经济负担也不容忽视。

门诊治疗是抑郁症患者治疗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大量抑郁症患者选择在门诊接受治疗。然而，目前关于上海市门诊抑郁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的研究尚显不足。了解这部分患者的经济负担情况，有助于揭示抑郁症对患者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程度，为制定合理的医疗费用政策和经济援助措施提供依据。同时，探究他们的生活质量状况，能够深入了解抑郁症对患者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为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制定针对性的康复计划提供参考。

此外，研究上海市门诊抑郁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还能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社会各界提供重要信息，促进对抑郁症的重视和关注，推动相关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提高抑郁症的防治水平，最终减轻患者的痛苦，提升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抑郁症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在经济负担方面，美国、英国等国家率先开展了相关研究。美国的StoudemireA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运用直接治疗成本和因死亡、共病导致的劳动力损失等指标来测算抑郁症的经济负担，当时估算全美1985年抑郁症经济负担约为163亿美元。随后，GreenbergPE等不断拓展成本计算范畴，采用人力资本法，将医疗、精神、药物等直接成本，以及因抑郁症导致的死亡成本、工作损失和共病成本等纳入其中，测算了1990年和2000年美国抑郁症的经济负担，结果显示2000年抑郁症经济负担达831亿美元，其中直接医疗成本261亿美元，误工损失515亿美元。在英国，JonssonB等研究认为1990年英国抑郁症每年的直接成本为2.22亿英镑，而Kind和Sorensen估计在1990-19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抑郁症的直接成本为4.17亿英镑，每年还因抑郁症损失1.55亿个工作日，造成30亿英镑的损失和9万个生命年损失。

在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国外学者运用多种量表进行评估。如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医学结局研究36条目简明健康量表（SF-36）等，从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等多个维度深入探究抑郁症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各个维度的生活质量得分均显著低于正常人群，且病情严重程度与生活质量下降程度呈正相关。

国内关于抑郁症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经济负担研究方面，虽然有部分学者借鉴国外方法进行测算，但研究范围局限，样本量较小，缺乏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大规模调查。在生活质量研究方面，多集中于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整体描述，对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不足，且在量表选择上，部分研究未充分考虑量表的适用性和文化背景差异。

目前，针对上海市门诊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更是稀缺。已有的关于抑郁症的研究多为综合性研究，未聚焦于门诊患者这一特定群体。而门诊治疗作为抑郁症患者治疗的重要方式，研究上海市门诊抑郁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能够填补这一领域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患者群体研究上的空白，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医疗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精准依据。

1.3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剖析上海市门诊抑郁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生活质量状况，为制定针对性的医疗政策、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以及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而言，通过对患者经济负担的详细测算，分析其构成及影响因素，明确抑郁症对患者及其家庭经济层面的冲击；借助对生活质量的评估，从多个维度了解抑郁症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探寻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