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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DS379案剖析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愈发频繁，反补贴调查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救济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运用。反补贴调查旨在应对其他国家对本国出口产品提供的补贴行为，以维护公平的贸易环境和本国产业的利益。然而，在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认定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DS379案，即中美双方措施案，在“公共机构”认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08年6月，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标准钢管、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和非公路用轮胎这四种商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认定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是“公共机构”，是补贴提供的主体，进而对这四种商品加征反补贴和反倾销税。2008年12月9日，中国请求WTO争端解决机构设立专家组，“公共机构”的认定成为该案的重要争点之一。2010年7月，专家组做出裁决报告，裁定公共机构指的是政府控制的实体。2010年12月1日，中国提起上诉。2011年3月11日，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组对“公共机构”的认定，确立“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是行使或被授予政府职权的实体。依据该标准，上诉机构裁定，本案中，中国国有企业不构成“公共机构”，但非公路用轮胎案中的国有的商业银行为“公共机构”。这一案件不仅引发了中美双方在“公共机构”认定标准上的激烈争论，也使得全球范围内对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认定给予了高度关注。

对于我国而言，研究DS379案中“公共机构”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DS379案的裁决结果对我国相关企业的出口贸易产生了直接影响，若“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被不合理扩大，我国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反补贴调查和高额的反补贴税，这将削弱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明确“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有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反补贴调查，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采取应对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们对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认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部分学者从法律条文的解释出发，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中“公共机构”的概念进行剖析，试图通过对协定条款的精确解读来确定认定标准。如有的学者强调应从协定的上下文、目的和宗旨等方面综合考量，以明确“公共机构”的内涵和外延。还有学者通过对大量反补贴案例的分析，总结出不同国家在“公共机构”认定实践中的差异和共性，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在DS379案之后，许多国外学者针对该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进行了详细解读和评论，分析裁决对未来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认定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这一领域，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一些学者对DS379案进行了全面分析，深入探讨了中美双方在“公共机构”认定上的争议焦点，以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依据和合理性。有的学者从比较法的视角，研究其他国家在类似问题上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为我国提供借鉴。还有学者结合我国的国情，如国有企业的性质、作用和运营模式等，探讨如何在国际规则框架下合理界定我国的“公共机构”，以及我国应如何应对反补贴调查中的“公共机构”认定问题。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公共机构”认定标准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不同学者和国家在理解和实践中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明确的指导。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DS379案的研究多集中在案件本身的分析上，对于如何将该案的裁决结果和经验应用到我国的具体实践中，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DS379案出发，深入剖析“公共机构”的认定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在反补贴调查中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有益的参考。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案例分析法：深入剖析DS379案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对案件中中美双方关于“公共机构”认定的争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过程及依据的详细分析，揭示“公共机构”认定的关键问题和发展趋势。

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认定的相关文献，包括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法律条文等，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了解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