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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中内幕交易的举证责任分配

引言

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依赖于信息的公平获取与透明流动，而内幕交易作为破坏市场公平性的“毒瘤”，长期以来是监管与司法的重点打击对象。所谓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信息未公开前买卖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其核心危害在于利用信息不对等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其他投资者权益，破坏市场信任基础。

举证责任分配作为内幕交易案件处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案件的认定效率与结果公正。由于内幕交易具有隐蔽性强、证据链复杂、主体专业性高等特点，传统“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难以直接适用。《证券法》作为规范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律，对内幕交易的举证责任作出了特殊规定，但实践中仍存在规则适用模糊、举证能力失衡等问题。本文将围绕《证券法》中内幕交易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现行规则、实践难点及完善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优化证券市场法治环境提供参考。

一、内幕交易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理论

（一）内幕交易的核心特征与举证特殊性

内幕交易的本质是信息优势方对信息弱势方的“掠夺”，其行为特征决定了举证的复杂性。首先，内幕信息具有“未公开性”，从信息形成到公开的时间窗口内，交易行为与信息知悉的关联性难以直观判断；其次，内幕信息知情人（如公司高管、控股股东）与普通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交易记录保存、专业知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导致证据分布严重失衡；最后，内幕交易可能通过代持账户、关联交易等方式掩盖真实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了证据收集的难度。

这些特征使得传统“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适用时面临困境。若完全要求投资者（原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其往往因缺乏调查手段而无法证明被告存在内幕交易；若完全由监管机构或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则可能过度加重公权力负担或侵犯被告合法权益。因此，内幕交易的举证责任分配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既保障投资者救济权，又避免不当扩大责任范围。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原则与政策目标

举证责任分配的核心是“风险负担”的合理划分，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规范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实质公平说”。前者强调根据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发生、妨碍、消灭要件分配举证责任；后者则注重考量举证能力、证据距离等实质因素，倾向于让更易获取证据的一方承担举证义务。

在证券市场语境下，举证责任分配的政策目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通过降低原告举证门槛，弥补其与被告的信息差距；二是提高监管效率，通过明确举证责任边界，引导市场主体自觉遵守规则；三是维护市场公平，通过准确认定内幕交易行为，遏制信息滥用，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二、《证券法》中内幕交易举证责任的现行规定

（一）行政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证券法》第53条、第191条及《证券期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相关规定，行政程序中内幕交易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承担。监管机构需证明以下要件：一是存在“内幕信息”（即涉及公司经营、财务或对公司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二是被调查对象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包括公司高管、持股5%以上股东、保荐人等法定主体）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如通过窃听、贿赂等手段获取信息者）；三是被调查对象实施了“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包括自己买卖、建议他人买卖或泄露信息）。

实践中，监管机构可通过调取证券交易记录、通讯记录、资金流水、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方式完成举证。若被调查对象主张未利用内幕信息（如提出“正当交易”抗辩，称交易基于公开信息或日常投资习惯），则需提供相应证据（如交易决策记录、研究报告等）支持其主张，但这一举证属于“抗辩举证”，不改变监管机构的初步举证责任。

（二）民事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民事赔偿诉讼中，《证券法》第55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作出了特殊安排。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投资者（原告）需初步证明以下事实：一是存在内幕交易行为（需依赖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刑事判决作为前置证据）；二是自己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买入或卖出相关证券；三是因内幕交易遭受了实际损失（如交易差额损失）。

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司法实践中采取“推定+反证”模式：即若原告能证明其交易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公开时间存在关联，且被告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则推定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利用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若要推翻该推定，需证明其交易决策未依赖内幕信息（如提供交易计划早于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的证据、交易基于公开信息分析的记录等）。这种安排降低了投资者的举证难度，同时通过被告反证避免滥诉。

（三）刑事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由《刑法》第180条规定，举证责任遵循“控方举证”原则，即检察机关需证明被告主观上“明知”是内幕信息且“故意”利用，客观上实施了交易行为并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如成交金额、获利金额达到法定阈值）。由于刑事诉讼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