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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斗殴罪“首要分子”责任案例

引言

聚众斗殴作为典型的暴力性犯罪，常伴随人员伤亡、社会秩序严重破坏等后果，历来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在这一罪名的司法实践中，“首要分子”的责任认定始终是核心难点——其不仅关系到主从犯的区分，更直接影响量刑轻重。我国刑法明确将“首要分子”列为聚众斗殴罪的重点追责对象，但“组织、策划、指挥”等行为的具体界定、责任范围的扩张与限制等问题，仍需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定、分析典型案例、提炼裁判规则，试图为准确认定聚众斗殴罪中“首要分子”的责任提供实践参考。

一、聚众斗殴罪“首要分子”的法律界定

（一）刑法条文的基础规定

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持械斗殴等加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刑法第97条对“首要分子”作出一般性定义：“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结合这两条规定，聚众斗殴罪中的“首要分子”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为发生在“聚众”犯罪中（区别于犯罪集团）；二是在具体犯罪中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行为。

（二）“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特征解析

“组织”行为是指发起、纠集他人参与斗殴，为犯罪成立提供人员基础。例如，主动联系多名参与者、确定斗殴时间地点、协调各方人员等。“策划”行为是指为斗殴活动制定方案，包括确定斗殴目标、选择工具、安排分工等，具有一定的预谋性。“指挥”行为则是在斗殴过程中对参与者的行动进行调度，如现场指示攻击方向、阻止部分人退出、调整对抗策略等。这三类行为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交叉重叠，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对犯罪的发起、进程和结果起到实质性支配作用。

（三）与“其他积极参加者”的区分标准

实践中，“首要分子”与“其他积极参加者”的界限常引发争议。前者强调对犯罪的“支配性”，后者则侧重“参与的积极性”。例如，仅因朋友关系临时参与斗殴但未实施组织、策划、指挥行为的，通常认定为积极参加者；而主动纠集10人以上、提前准备器械并分配任务的，则更可能被认定为首要分子。司法裁判中，常通过“行为主动性”“对犯罪进程的影响力”“是否获得其他参与者服从”等要素综合判断。

二、首要分子责任认定的核心要点

（一）主观故意的认定：从“概括故意”到“具体明知”

首要分子的主观故意需包含对“聚众斗殴”行为性质的明知，以及对可能引发的危害结果的放任或追求。例如，甲因与乙有矛盾，纠集丙丁等人“教训乙”，并明确表示“别出人命就行”。此时，甲虽对“重伤、死亡”结果持反对态度，但对“斗殴行为本身”具有明确故意，仍需对斗殴的基本结果负责。若甲在纠集时仅说“大家去帮忙撑场面”，未提及斗殴，而参与者自行升级为暴力冲突，则需结合甲是否明知可能发生暴力、是否有制止行为等综合判断其主观故意。

（二）客观行为的证明：从“事前准备”到“事中控制”

司法实践中，证明首要分子的客观行为需结合多方面证据：其一，通讯记录（如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可证明纠集、策划行为；其二，证人证言（如参与者陈述“是某人让我去的”）可佐证组织行为；其三，现场视频或监控可反映指挥行为（如某人在现场挥手指示攻击方向）。例如某案例中，警方通过嫌疑人手机里的“今晚8点广场集合，带铁棍”的群消息，结合现场视频中其指挥他人围堵对方的画面，最终认定其为首要分子。

（三）因果关系的关联：行为与结果的直接性与延伸性

首要分子的责任范围不仅限于其直接实施的行为，还包括其组织、策划、指挥行为引发的后续结果。例如，甲策划了斗殴并准备了器械，参与者乙在斗殴中使用甲提供的刀具将对方捅成重伤。此时，甲虽未直接实施伤害行为，但其策划行为与重伤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需对重伤结果承担责任（若符合转化犯条件，则可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但如果乙在斗殴过程中临时起意抢劫对方财物，超出了聚众斗殴的共同故意范围，甲对此不承担责任。

（四）责任范围的边界：主客观一致原则的适用

责任范围需严格遵循主客观一致原则。若首要分子明确限制了行为强度（如“只许推搡，不许用器械”），而参与者擅自持械并造成严重后果，需结合首要分子是否有能力阻止、是否实际阻止等因素判断其责任。例如，甲纠集众人时反复强调“别带刀”，并检查了部分人的随身物品，但乙暗中携带刀具并伤人。此时，甲对持械行为缺乏主观故意，通常仅对基本的聚众斗殴罪负责，不对重伤结果担责；但若甲明知乙有暴力倾向仍放任其参与，可能被认定为对加重结果有过失，从而承担相应责任。

三、典型案例中的责任认定实践

（一）案例1：“组织型”首要分子的责任认定

某年，张某因与李某在生意上发生矛盾，遂联系好友王某、陈某，称“李某太嚣张，得找几个人给他点颜色看看”。王某提议“多叫些人壮声势”，张某表示“你们去叫人，钱我出”。随后，王某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