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身份犯中的共同犯罪问题.docxVIP

论身份犯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一、引言

身份犯与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两个极为复杂且重要的领域，当两者相互交织，便衍生出诸多棘手难题。在司法实践里，诸如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公司企业人员与普通人员协同职务侵占等身份犯的共同犯罪情形屡见不鲜，然而，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与处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显著分歧。深入探究身份犯中的共同犯罪问题，不仅有助于推动刑法理论的发展完善，更对司法实践中实现精准定罪量刑、维护司法公正意义重大。

二、身份犯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

2.1身份犯的界定与分类

身份犯，是指以行为人具有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或者量刑情节的犯罪。这里的“身份”，涵盖自然身份与法定身份。自然身份基于自然因素形成，如性别、年龄等；法定身份则是由法律赋予，像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等身份。依据身份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身份犯可划分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纯正身份犯中，特定身份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例如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纯正身份犯里，特定身份影响刑罚的轻重，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需从重处罚。

2.2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本质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方面，需二人以上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主观方面，各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即对犯罪行为及结果存在明知且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同时彼此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客观方面，各行为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这些行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指向犯罪结果的发生。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理论争鸣。犯罪共同说主张共同犯罪是数人共同实施特定犯罪，强调犯罪构成的一致性；行为共同说则认为共同犯罪是数人通过共同行为实现各自的犯罪意图，更侧重于行为的共同性。目前，行为共同说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渐趋占据主流地位。

三、身份犯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3.1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认定

在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虽不能单独构成身份犯的正犯，但可基于共同犯罪理论成为共犯。依据共犯从属性说，有身份者实施符合身份犯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是整个共同犯罪成立的基础，无身份者通过教唆、帮助等行为对有身份者的实行行为予以加功，从而构成身份犯的共犯。例如，在非国家工作人员甲教唆国家工作人员乙受贿的案件中，乙实施了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构成受贿罪正犯；甲虽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其教唆行为与乙的受贿实行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构成受贿罪的教唆犯。然而，当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组织、策划、指挥等关键作用，主导犯罪进程时，将其认定为从犯可能有失公允。在此情形下，可依据行为共同说，从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出发，将无身份者认定为主犯，有身份者同样按照其在犯罪中的作用确定主从地位。

3.2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的认定

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时，情况更为复杂。当不同身份者利用各自身份实施犯罪行为，且所涉罪名不同时，需依据具体情形判断。若各身份者所利用的身份在犯罪构成中地位相当，犯罪行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应以主要实行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对全案定性。例如，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甲与非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乙，相互勾结，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共同侵吞本单位财物。在此案中，若甲的行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全案应以贪污罪论处；若乙的行为更为关键，则应以职务侵占罪定性。若不同身份者所涉罪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如国家工作人员与军人共同泄露军事秘密，军人身份所对应的泄露军事秘密罪属于特殊法条，应优先适用，对共同犯罪人统一以泄露军事秘密罪定罪处罚。

四、身份犯中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

4.1基于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处罚考量

在处罚身份犯中的共同犯罪人时，需兼顾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对于从属于有身份者实行行为的无身份共犯，如帮助犯、教唆犯，一般依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体现了共犯从属性原理。然而，当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积极推动犯罪进程，发挥主要作用时，则应依据其自身行为及对犯罪结果的影响力，按照主犯予以处罚，凸显共犯独立性的价值。例如，在一些非国家工作人员积极组织、策划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案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虽无身份，但因其行为独立性强、作用突出，应被认定为主犯，与国家工作人员一同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

4.2对不同身份共犯的量刑平衡

在处理不同身份共犯的量刑问题时，要注重量刑平衡。一方面，不能仅因身份差异而对共犯量刑产生不合理的悬殊。即使有身份者在犯罪构成中具有特殊地位，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其量刑应低于作用大的无身份共犯。另一方面，需综合考量各共犯的行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