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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结合最新案例）

引言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中一项重要的私力救济制度，既是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的“保护盾”，也是司法实践中判断罪与非罪的“试金石”。近年来，随着“昆山反杀案”“丽江反杀案”等典型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从“沉睡条款”逐渐成为激活公民法治信心的关键。本文将围绕《刑法》第20条的规定，结合近年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系统解析正当防卫的核心认定标准，探讨其立法价值与实践难题，以期为理解这一制度提供更清晰的视角。

一、正当防卫的立法基础与价值导向

（一）《刑法》条文的核心要义

我国《刑法》第20条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这一条款包含三层逻辑：首先，肯定正当防卫的合法性，赋予公民制止不法侵害的权利；其次，设定“必要限度”的边界，防止权利滥用；最后，针对严重暴力犯罪设立“特殊防卫”制度，强化对公民重大人身权利的保护。其立法目的在于平衡“保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价值，既鼓励公民勇敢制止犯罪，又避免私力救济演变为新的违法。

（二）从“保守认定”到“积极激活”的司法转向

在早期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曾长期存在“唯结果论”倾向——只要出现不法侵害人伤亡的结果，便倾向于认定防卫过当。这种保守态度导致公民“不敢防卫”“不愿防卫”，制度功能被严重弱化。近年来，随着“昆山反杀案”（某男子持刀追砍他人，被反夺刀反击致其死亡，最终认定正当防卫）等标志性案例的公布，最高司法机关通过指导案例、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认定正当防卫应立足防卫时的具体情境，充分考虑防卫人“紧张、恐惧”的心理状态，避免以事后理性人的标准苛责防卫人。这一转向标志着正当防卫制度从“理论上的权利”向“实践中的可行”迈出关键一步。

二、正当防卫认定的核心要件解析

正当防卫的成立需同时满足起因、时间、主观、对象和限度五大要件，其中最易引发争议的是前三者。以下结合法律规定与案例展开分析：

（一）起因条件：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现实的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所谓“现实”，指侵害必须客观存在，而非防卫人主观臆测；“不法”则包括犯罪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如殴打、非法拘禁等）。若侵害不存在或已结束，防卫行为可能构成“假想防卫”或“事后防卫”，需承担相应责任。

例如，某小区曾发生一起案例：夜间，张某因听到窗外有声响，误以为有小偷潜入，持棍闯入邻居家，将正在换衣服的邻居打伤。经查，窗外声响实为野猫碰倒花盆。法院最终认定张某构成假想防卫，因其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且未核实情况便采取暴力，不成立正当防卫。这一案例提示：防卫人需对侵害的“现实性”尽到基本注意义务，仅凭主观怀疑不能启动防卫。

（二）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正在进行”是指侵害已着手实施且尚未结束，此时防卫行为具有紧迫性。若侵害尚未发生（事前防卫）或已终止（事后防卫），则超出正当防卫的时间范围。

如何判断“侵害是否结束”？实践中需结合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及现场环境综合认定。例如，在“唐山某烧烤店打人案”中，多名男子对女子王某实施持续殴打，王某同伴李某持酒瓶反击。有观点认为，李某在对方暂时停手时仍继续反击，可能构成事后防卫。但法院最终认定正当防卫，理由是：侵害方人数众多且持凳、酒瓶等工具，虽有短暂停顿，但王某仍处于被围堵状态，侵害的现实威胁并未消除，故反击行为仍在“正在进行”的时间范围内。

再如，若甲持刀刺伤乙后逃离，乙捡起石块追打甲致其重伤，此时甲的侵害已结束（已逃离且未继续攻击），乙的行为属于事后防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

（三）主观条件：防卫意图的真实性

正当防卫要求防卫人主观上“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非报复或故意伤害。若行为人明知侵害已结束仍攻击对方，或借防卫之名行报复之实，则不成立正当防卫。

某案例中，赵某与钱某因琐事争执，钱某先动手推搡赵某，赵某反击致钱某轻伤。钱某报警后，赵某辩称自己是正当防卫。但经查，赵某在冲突前曾放言“早想教训他”，且反击时使用了远超推搡强度的拳击，法院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报复意图，不构成正当防卫。这提示：防卫意图需结合行为前的动机、行为中的手段等综合判断，单纯以“被打在先”为由不能当然成立正当防卫。

（四）限度条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的强度与侵害行为的强度基本相当，足以制止侵害即可。若防卫行为“明显超过”这一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如致不法侵害人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