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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引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段转型期。行政区划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现有的行政区划制度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制约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

2.1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度

中国的地方政府竞相进行“招商引资”，这一现象在推动部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许多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过度依赖外部资金，为了吸引投资不惜给予大量优惠政策，从而放弃了环保和社会稳定等重要的财政支出。例如，一些地方为了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放松了环境监管标准，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使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将环保这一关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置于次要位置。

2.2区域发展不平衡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的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由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交通不便、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在招商引资方面面临较大困难，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压力，如人口大量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2.3政治干预的问题

在不同地区之间，政治干预可能会导致行政区划制度的失败。某些政治力量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行政区划进行不合理的划分，使得行政区域界限超出了科学合理的范畴。这种不合理的划分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例如，一些地区为了突出某些城市的地位，人为地扩大其行政管辖范围，却未能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发展需求，从而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此外，政治力量的干预还可能导致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

2.4管理层级过多

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层级较多，从中央到地方依次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自治州）、县（县级市、区）、乡（镇）。过多的管理层级导致政令传递不畅，信息在层层传递过程中容易失真，政策“截留”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效率低下。同时，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使得行政成本大幅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沉重，许多地方财政成为“吃饭财政”，难以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以市管县体制为例，在改革初期，市管县体制对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管县体制已逐渐偏离其改革初期设想的长远目标，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级市为了自身发展，可能会出现“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的局面，削弱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

2.5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

一方面，我国省的数量偏少，各省规模差距过大。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我国一级行政区的数量相对较少。例如，日本面积约为我国的1/30，人口不到我国的1/10，但其一级行政区数量有47个；法国面积和人口均约为我国的1/20左右，一级行政区数量达到95个（不包括11个海外省及领地）。此外，由于我国人口密度不均衡、自然条件地域差异大以及民族分布、历史传统等因素，各省规模差距显著，省情差异性强。如我国东部沿海省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而西北部边疆省区面积大、人口少、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这种情况一方面增加了行政管理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使得某些省在全国总体格局中分量过重，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直辖市数量过少，发展水平悬殊，分布不平衡。目前我国只有4个中央直辖市，数量明显偏少。且直辖市的地区分布也不平衡，京、津、沪三市集于沿海，重庆升格后虽消除了西南的空白点，但西北、华中、华南和东北缺少直辖市布局。此外，省级行政区界犬牙交错，破坏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性。在商品交流日益频繁、区域合作日益密切的今天，这种格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2.6乡镇政权陷入治理危机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乡镇政权的治理危机逐渐凸显。首先，乡镇政府机构设置过于庞杂，“七站八所”众多，条块分割严重，难以形成有效的管理合力，无法充分发挥一级政权组织的职能。实际上，乡镇政府虽名为一级政权，但在很多情况下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