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众包人员的工伤救济.docxVIP

平台众包人员的工伤救济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众包模式已成为新型用工形态的重要代表。外卖配送员、网络代驾、跑腿代购等平台众包人员，以“零工”形式灵活参与社会生产，既满足了消费者即时性、多样化的需求，也为大量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这类群体在工作中面临的职业风险却长期被忽视——穿梭于车流中的外卖员可能遭遇交通事故，高空作业的家政服务者可能意外坠落，这些本应被纳入工伤保险范畴的伤害，却因用工关系的模糊性，往往陷入“救济无门”的困境。如何构建符合平台经济特点的工伤救济体系，既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民生课题，也是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平台众包人员工伤救济的现状与特殊性

（一）平台众包用工模式的核心特征

平台众包模式的本质是“去组织化”的用工形态。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建立稳定的人身隶属关系，用人单位需承担工资支付、社保缴纳等法定义务；而平台众包人员与平台之间，更多通过电子协议确立合作关系，劳动者可自主选择接单时间、工作区域，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与结算服务，不直接管理劳动过程。这种“弱从属性”特征，使得双方关系难以被传统劳动法中的“劳动关系”完全覆盖。例如，某外卖平台的注册骑手可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工作时间由自己支配，平台仅通过算法设定接单规则，不强制考勤或安排具体任务，这种灵活性与传统雇佣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二）现行工伤救济渠道的实践困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但平台众包人员因缺乏明确的劳动合同，且与平台的“从属性”难以被司法机关认定，往往被排除在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之外。实践中，这类群体的工伤救济主要依赖三种渠道：一是通过人身损害赔偿向侵权方（如交通事故中的第三方）索赔，但需证明对方过错且程序复杂；二是平台提供的商业保险赔付，通常为意外险或雇主责任险，但保额较低且免责条款较多；三是自行承担医疗费用，这成为多数未获赔偿者的无奈选择。例如，某地曾发生外卖员因避让车辆摔倒致骨折的案例，由于无法认定劳动关系，工伤保险不予赔付，平台投保的意外险仅覆盖部分医疗费用，剩余数万元需由骑手自行承担。

二、平台众包人员工伤救济的核心障碍

（一）法律定性模糊：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滞后性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从属性”为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标准，包括人格从属性（接受管理）、经济从属性（依赖平台收入）、组织从属性（纳入平台运营体系）。但在平台众包模式下，这三项标准的边界被显著弱化：人格从属性方面，平台通过算法间接管理（如超时扣罚），而非直接指挥；经济从属性方面，部分劳动者以平台收入为主，但也存在兼职情况；组织从属性方面，劳动者的工作成果虽服务于平台，但劳动过程高度自主。这种“半从属性”状态导致不同地区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认定结果差异较大——有的法院认为平台通过算法实质控制劳动过程，应认定劳动关系；有的则认为劳动者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属于劳务关系。法律定性的模糊直接导致工伤认定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二）制度衔接断裂：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局限性

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以“用人单位—劳动者”二元结构为基础，要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但平台众包模式下，平台常以“信息中介”自居，拒绝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劳动者因流动性强、参保意识不足，也难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主缴纳工伤保险（部分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尚未全面覆盖）。这种制度设计与新型用工形态的脱节，导致“应保未保”成为普遍现象。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超过60%的平台众包人员未参加工伤保险，仅依赖平台提供的商业保险，而商业保险的赔付范围通常不包括职业病、因工致残后的长期康复费用等工伤保险特有的保障内容。

（三）责任分配失衡：平台义务与风险承担的不对等

平台作为众包模式的最大受益者，通过整合分散劳动力降低了运营成本，却未完全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部分平台虽为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但多选择成本较低的短期意外险，且保险条款中常包含“非工作时间免责”“特定场景免责”等限制。例如，某平台骑手保险条款规定，仅在系统派单至订单完成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可获赔付，而骑手在前往取餐点途中或等待派单时受伤则不在保障范围内。这种“选择性保障”导致劳动者的职业风险被不合理转移，平台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了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完善平台众包人员工伤救济的路径探索

（一）立法层面：构建适应新型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规则

解决工伤救济问题的首要前提是明确用工关系的法律性质。可探索建立“新型劳动关系”分类认定标准，针对平台众包人员的“半从属性”特征，设置弹性认定规则：例如，将“经济依赖性”（如平台收入占比超过一定比例）、“平台管理强度”（如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作为核心指标，结合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进行综合判断。同时，在《劳动合同法》或《工伤保险条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