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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中损失厌恶偏差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引言

在传统金融学的框架中，投资者被假设为“理性经济人”，能够基于充分信息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然而现实中，无论是个人散户还是专业机构，投资失误的案例却屡见不鲜。行为金融学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假设，它通过结合心理学与经济学，揭示了人类认知偏差对决策的深刻影响。其中，“损失厌恶偏差”作为行为金融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投资非理性行为的重要根源。这种偏差表现为：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受远强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且这种心理失衡会直接干扰投资决策的理性判断。本文将从理论溯源、作用机制、典型表现及应对策略等维度，深入探讨损失厌恶偏差如何影响投资决策，为理解投资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提供新视角。

一、损失厌恶偏差的理论溯源与核心特征

（一）前景理论：损失厌恶的理论基石

20世纪70年代，行为金融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通过经典实验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首次系统解释了人类在风险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该理论指出，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的心理感受并非对称——同等金额下，损失带来的负效用约为收益正效用的2-2.5倍。例如，丢失100元带来的痛苦，需要获得200-250元的收益才能抵消。这种“损失敏感”的心理倾向，被定义为“损失厌恶偏差”（LossAversionBias）。

前景理论进一步将决策过程分为“编辑阶段”和“评估阶段”。在编辑阶段，投资者会对收益与损失进行主观框架设定（如选择参考点）；在评估阶段，价值函数呈现“S”型曲线：收益区域边际效用递减（风险厌恶），损失区域边际效用也递减（风险寻求）。这一曲线的拐点（参考点）决定了投资者对“损失”的定义——当投资结果低于参考点时，即使整体仍盈利，也可能被感知为损失。例如，投资者以10元买入股票，当股价涨至12元后回落至11元，尽管相比买入价仍有盈利，但因参考点可能上移至12元，此时11元会被视为“损失”，触发损失厌恶反应。

（二）损失厌恶与风险厌恶的本质区别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损失厌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风险厌恶”并非同一概念。风险厌恶描述的是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倾向于选择确定收益的心理（如更愿接受100元确定收益，而非50%概率获得200元）；而损失厌恶则聚焦于“损失”与“收益”的心理权重差异。例如，在“50%概率损失100元，50%概率获得150元”的赌局中，风险厌恶者可能拒绝参与（因期望收益为25元但厌恶风险），而损失厌恶者拒绝的原因是“损失100元的痛苦远超过获得150元的快乐”（即使期望收益为正）。因此，损失厌恶更强调“损失”本身的心理冲击，而非对不确定性的规避。

（三）损失厌恶的普适性与个体差异

大量实验研究表明，损失厌恶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无论是股票投资、消费决策还是日常生活选择，人们对损失的敏感度普遍高于收益。但个体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男性相比女性损失厌恶程度略低（可能与风险偏好差异有关），专业投资者相比普通散户对损失的敏感度更低（可能因经验积累和职业训练），而老年人的损失厌恶倾向通常更明显（可能与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有关）。这种差异提示，损失厌恶对投资决策的影响需结合具体群体特征分析。

二、损失厌恶偏差影响投资决策的作用机制

（一）心理账户的干扰：损失的“隔离核算”

心理账户理论（MentalAccounting）由塞勒提出，指人们会将不同来源、用途的资金划分到独立账户中进行核算。损失厌恶与心理账户的结合，会放大投资决策的非理性。例如，投资者可能将“工资收入”与“投资收益”分属不同账户：当投资账户出现亏损时，即使总体财务状况良好，投资者也会因“投资账户”的损失产生强烈痛苦，进而做出非理性操作（如急于平仓止损或盲目加仓摊薄成本）。这种“隔离核算”导致投资者过度关注单个投资标的的盈亏，而非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比。

（二）情绪反馈的强化：损失的“记忆放大”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对负面信息的处理更为敏感。当投资者遭遇损失时，杏仁核（负责情绪反应的脑区）会被强烈激活，产生痛苦、焦虑等情绪；而收益带来的愉悦感主要由多巴胺系统驱动，但强度弱于损失引发的负面情绪。这种神经机制使得“损失记忆”更深刻、更易被回忆。例如，投资者可能对某次亏损5%的经历记忆犹新，却对多次盈利3%的经历模糊不清。这种“记忆偏差”会强化损失厌恶倾向，导致投资者在后续决策中过度规避可能引发损失的投资行为（如拒绝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

（三）认知偏差的叠加：锚定与后悔厌恶的协同作用

损失厌恶并非孤立存在，常与其他认知偏差叠加影响决策。其中，“锚定效应”（AnchoringEffect）是典型例子——投资者往往以买入价、历史最高价等作为参考点（锚），将当前价格与锚对比来判断损失或收益。例如，某股票从50元涨至80元后回落至60元，投资者若以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