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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权宽恕制度案例

一、继承权宽恕制度的法理基础与立法背景

（一）制度的法律定义与核心要件

继承权宽恕制度，是指继承人虽因实施法定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如故意杀害被继承人、遗弃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等），但后续通过悔改表现获得被继承人宽恕，或被继承人在遗嘱中明确将其列为继承人时，该继承人不再丧失继承权的法律规则。这一制度的核心要件可概括为三点：其一，继承人曾实施法定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其二，继承人存在“确有悔改”的客观表现；其三，被继承人以明示或默示方式表达了宽恕意愿。

我国《民法典》第1125条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这一规定将宽恕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第三至第五项非恶性犯罪行为，体现了法律对家庭伦理修复的审慎态度。

（二）立法目的与社会价值

继承权宽恕制度的设立，本质上是法律对“法与情”关系的调和。传统继承法强调“行为后果主义”，即一旦实施法定行为即永久丧失继承权，这种“一刀切”的规则虽维护了法律权威，却可能切断家庭成员间的修复可能。现实中，许多家庭矛盾源于一时冲动或沟通障碍，如子女因经济压力暂时疏忽对父母的照顾，或因遗产分配分歧伪造遗嘱，但事后深感懊悔并积极弥补。此时，若法律给予被继承人“宽恕”的权利，既能尊重其对财产的最终处分权，也能为家庭关系的缓和提供制度出口。

从社会价值看，该制度契合了“以和为贵”的传统家庭伦理。中国家庭注重血缘纽带与情感联结，法律通过宽恕制度传递“鼓励悔改、修复关系”的导向，有助于减少家庭矛盾激化，促进代际和谐。同时，这一制度也体现了对被继承人真实意愿的尊重——毕竟，财产的最终归属，被继承人本人最有发言权。

二、典型案例解析：不同情境下的制度适用

为更直观理解宽恕制度的实践逻辑，我们选取三则典型案例，分别对应遗弃、伪造遗嘱、虐待三种法定情形，通过案情梳理、争议焦点与裁判要点的分析，展现制度在具体场景中的适用边界。

（一）案例一：遗弃被继承人后的悔改与宽恕

案情概要：张某（68岁）育有两子，长子张甲因与父亲在房产分配问题上争执，于某年搬离家中，此后连续三年未探望父亲，也未支付赡养费。张某因独居患病，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由社区工作人员和次子张乙照料。三年后，张甲因自身创业失败、婚姻破裂，反思过往行为，开始定期探望父亲，主动承担医疗费用，并在张某住院期间全程陪护。张某深受感动，在病床上向社区工作人员和亲属表示“以前的事就算了，甲儿还是我儿子”。张某去世后，张乙以张甲曾遗弃父亲为由，主张其丧失继承权。

争议焦点：张甲的遗弃行为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其后续悔改是否符合“确有悔改表现”？张某的口头宽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裁判要点：首先，张甲连续三年未履行赡养义务，导致张某生活困难，符合“遗弃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初步丧失继承权。但张甲后续通过长期陪伴、承担医疗费用等行为，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偶尔探望”，属于“确有悔改表现”。张某在清醒状态下向多人作出的宽恕表示，虽为口头形式，但结合其行为（如允许张甲照料）可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认定张甲不丧失继承权，按法定继承分配遗产。

（二）案例二：伪造遗嘱行为的宽恕认定

案情概要：李某晚年独居，女儿李丙长期在外地工作，仅节假日回家。李某侄子李丁因同住一个小区，经常上门照顾，李某曾口头表示“以后房子给小丁”。李某去世后，李丁拿出一份“遗嘱”，内容为“我自愿将房产留给侄子李丁”，落款有李某签名。李丙质疑遗嘱系伪造，经鉴定，签名确非李某本人所写。李丁承认因担心李某改变主意，便模仿签名制作了遗嘱，但此后内心愧疚，主动向李丙坦白，并将遗嘱原件交给李丙，承诺尊重李某真实意愿。李某生前虽未直接提及遗嘱伪造一事，但曾多次在邻居面前说“小丁这孩子虽然有时候莽撞，但心眼不坏”。

争议焦点：李丁伪造遗嘱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其坦白行为是否构成“悔改”？李某的日常评价能否视为“宽恕表示”？

法院裁判要点：伪造遗嘱行为本身已符合“情节严重”（因涉及房产这一重大财产），李丁初步丧失继承权。但李丁在纠纷发生后主动坦白、交出伪造遗嘱，并明确表示尊重被继承人真实意愿，属于“确有悔改表现”。李某生前对李丁的正面评价，结合其长期接受李丁照料的事实，可推定其对李丁的行为持宽恕态度。因此，法院认定李丁不丧失继承权，最终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李某无其他遗嘱）。

（三）案例三：虐待行为的情节区分与宽恕边界

案情概要：王某（75岁）因中风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