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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9年四川翻译文学：操控理论视角下的多维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1949-1979年是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四川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全国大环境的影响，又因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呈现出别样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四川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思想启蒙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政治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倡导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符的文化传播，翻译文学成为宣传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工具；从文化角度而言，四川丰富的地域文化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接受土壤，同时翻译文学也为四川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研究旨在从操控理论的视角深入剖析1949-1979年四川翻译文学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影响因素。通过对这一时期四川翻译文学的研究，揭示翻译文学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生成机制，探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操控因素如何影响翻译文学的选材、翻译策略以及传播，从而为四川翻译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丰富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地域化内容，同时也为当代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关于中国翻译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针对1949-1979年这一特定时期四川翻译文学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对个别翻译家及其作品的分析，如对巴金等四川籍翻译家在该时期翻译活动的探讨，从地域文化角度对四川翻译文学整体发展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在翻译研究领域，虽然操控理论自引入后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将其与四川地域特色相结合，用于研究该时期四川翻译文学的成果尚不多见。

国外方面，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及知名译者，对中国特定地区翻译文学的关注极为有限。关于1949-1979年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的翻译文学研究，国外学者多从宏观的文化交流角度进行探讨，缺乏对四川这一地域翻译文学的深入挖掘。在操控理论的应用上，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学翻译现象，针对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翻译文学的研究案例较少，尤其是四川翻译文学领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1949-1979年四川翻译文学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空白，从操控理论视角出发的研究更是亟待加强，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广泛搜集1949-1979年间四川地区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相关翻译家的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文学期刊、报纸评论等一手资料，同时查阅国内外关于翻译文学、操控理论以及四川地域文化的研究文献，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案例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选取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四川翻译文学作品，如马识途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等，深入分析其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操控因素的具体体现，通过具体案例揭示普遍规律。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将操控理论与四川地域特色紧密结合。以往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运用操控理论，较少考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本研究立足于四川独特的地域文化，探讨其对翻译文学的影响，同时分析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操控因素在四川这一特定地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为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地域化、具体化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翻译文学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规律。

二、操控理论概述

2.1操控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操控理论由美籍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其理论根源可追溯到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多元系统，由各种不同的文学和非文学元素相互作用构成，翻译文学在这个系统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并发挥作用。勒菲弗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改写和操控行为，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制约。

在翻译研究领域，操控理论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聚焦于语言层面，关注译文与原文的忠实度，而操控理论将研究视角从语言内部拓展到外部的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强调翻译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有目的的操控活动，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促使学者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审视翻译现象。此后，操控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众多学者运用该理论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翻译作品进行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操控理论的内涵和应用范围，使其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

2.2操控理论的核心要素

2.2.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操控理论中的关键要素，它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多维度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