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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脏脂肪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已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慢性肝病，我国成人患病率达12.5%~35.4%，患者总数超2亿，其中约3600万人进展为进展期肝纤维化，严重威胁公共健康。近年来研究证实，内脏脂肪沉积并非单纯的能量储存异常，其作为“功能性内分泌器官”，在NAFLD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中发挥核心调控作用，相关机制与干预策略的研究持续取得突破。本文结合近年研究成果，对内脏脂肪与NAFLD的关联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内脏脂肪与NAFLD的关联机制

1.1炎性因子介导的肝损伤通路

内脏脂肪与皮下脂肪具有本质差异，其代谢活性更强，可大量分泌游离脂肪酸（FFA）及炎性因子，形成慢性低度炎症微环境，直接驱动肝损伤。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陈海冰教授团队指出，腹型肥胖的核心是内脏脂肪过量沉积，这些脂肪组织释放的炎性因子可直接损害肝细胞功能，诱发脂肪性肝炎。具体而言，内脏脂肪细胞活化后，会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等促炎因子，通过血液循环浸润肝脏，激活肝星状细胞与枯否细胞，促进肝细胞炎症反应及纤维化进程。同时，游离脂肪酸大量涌入肝脏后，超出肝细胞代谢能力，会在胞内堆积形成脂毒性，破坏肝细胞完整性，导致肝酶升高，加速NAFLD进展。

1.2胰岛素抵抗的协同作用

内脏脂肪沉积与胰岛素抵抗（IR）存在双向调控关系，共同加剧NAFLD发展。内脏脂肪分泌的炎性因子可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降低肝脏、肌肉等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导致血糖调控异常；而胰岛素抵抗又会进一步促进脂肪细胞分化与脂肪合成，尤其加速内脏脂肪堆积，形成“脂肪沉积-胰岛素抵抗-肝损伤”的恶性循环。临床数据显示，腹型肥胖人群中胰岛素抵抗发生率显著升高，且NAFLD患者合并内脏脂肪超标时，胰岛素抵抗程度与肝纤维化分级呈正相关，提示该通路是NAFLD进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1.3人种特异性的易感特征

相较于西方人群，中国人群更易发生腹型肥胖，且内脏脂肪对肝脏的损害效应更显著，这与基础代谢、激素水平及遗传背景差异密切相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苗青医师指出，中国人群中年后易出现“中心性肥胖”，四肢脂肪堆积不明显但腹部脂肪增多，这种体型特征导致NAFLD发病风险显著升高。流行病学数据证实，我国肥胖人群中NAFLD患病率达60%~90%，且男性腰围≥90cm、女性≥85cm时，肝脂肪变性及纤维化风险大幅增加，凸显了针对中国人群开展内脏脂肪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二、内脏脂肪的评估方法研究

2.1临床常用评估指标

目前临床中内脏脂肪评估以无创方法为主，其中腰围测量因简便快捷，成为筛查内脏脂肪超标的首选指标。北部战区总医院刘旭主任强调，腰围比体重更能反映NAFLD风险，男性腰围≥90cm、女性≥85cm时，需高度警惕内脏脂肪沉积及NAFLD发生。此外，体脂率、腰臀比等指标可辅助评估脂肪分布特征，但存在一定局限性，无法精准量化内脏脂肪含量。

2.2影像学精准评估技术

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为内脏脂肪量化评估提供了更精准的手段。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与磁共振成像（MRI）可直接测量内脏脂肪面积（VFA），其中CT测量的VFA被视为评估内脏脂肪的“金标准”，能准确区分内脏脂肪与皮下脂肪，且可关联肝脏脂肪含量及纤维化程度。近年来，超声弹性成像技术也逐渐用于临床，通过检测肝脏硬度及脂肪衰减参数，间接反映内脏脂肪沉积对肝脏的影响，具有无创、便捷、可重复的优势，适合大规模人群筛查及长期随访。

三、基于内脏脂肪干预的NAFLD管理策略

3.1生活方式干预的创新探索

生活方式干预是减少内脏脂肪、改善NAFLD的基础手段，近年研究聚焦于更高效、易坚持的干预方案。2025年6月发表于《肝病学杂志》的一项多中心研究证实，“16+8”限时饮食法可显著减少内脏脂肪及肝脏脂肪含量。该研究纳入333名超重/肥胖NAFLD患者，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热量限制组及限时饮食组，干预4个月后发现，限时饮食组肝脏脂肪含量减少23.7%，内脏脂肪及腰围显著降低，效果与热量限制组（减少24.7%）相当，但无需刻意节食，依从性更高。此外，有氧与抗阻结合的运动方案（每周≥150分钟）可有效减少内脏脂肪，减重5%~10%即可显著改善肝脂肪变性，甚至逆转早期纤维化。

3.2药物干预的新突破

针对内脏脂肪沉积合并NAFLD的患者，单纯生活方式干预易反弹，新型靶向药物为临床管理提供了新选择。目前研究热点集中于GLP-1受体激动剂及双靶点药物，其中GLP-1/GCG双靶点创新药展现出显著优势：GLP-1受体激动作用可抑制中枢食欲、延缓胃肠吸收，减少内脏脂肪堆积；GCG受体在肝脏特异性表达，可直接调控肝脂肪代谢，针对性改善NAFLD。临床研究显示，这类